張五常:中國傳統長幼有序的經濟作用
2016年4月5日

一九七一年我寫了一篇關於中國的、題為《子女產權的監管與婚姻合約》的文稿,寄給多位朋友看,其中哈里詹森回信,勸我不要發表,因為貶低了中國人。科斯也有微辭。其他朋友認為應該發表。進入了二十世紀後期,中國人對自己昔日禮教中的三從四德有些反感。同一民族,時代不同其價值觀會變。今天我們有反感的,我母親那一代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最後,我把文章寄到英國的《經濟學報》。那是我唯一的經過正規評審才發表的文章。

以人權排列的中國舊家庭傳統

中國的舊禮教婚姻與子女教育是社會學的話題,我是門外漢。寫該文我的資料來源有三。其一,最重要的,是自己母親的多次口述。她在年幼時纏過幾天足,嫁給我的父親是盲婚的,迷信,是個十足十的中國舊禮教培養出來的女人。沒有讀過書,但過耳不忘。男女不論,母親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第二項資料是陳顧遠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婚姻史》。最後一項資料是西方的英語論著。上述三項雖然重點的處理不同,但內容大致沒有出入,而其中最細緻、精彩的描述是我自己母親的口述了。

大略地說,中國的舊家庭以最年長的父親或父母作為一家之主。在子女承繼或分身家之前家庭的主要資產全部在這長者的手上。這裏的重點是子女也屬長者的資產:父親殺子女不是罪。家庭屬下成員的收入或消費享受由長者分配,但要受到倫理與禮教的約束:長子的權利比次子的大,兒子的權利比女兒的大,正妻比妾侍的大,如此類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大致上家庭或家族的成員的輩分與權利皆有定位。一個成員因而可以有多達八個稱呼。這些不同的位置與權利不是絕對不可更改的,但大致上禮教、風俗是如此這般地排列了。基本上是人權的排列,即是非市場的等級排列。久不久或有更改,而久不久要明確地表達一下。於是,過年過節,拜祖先分豬肉,每個家族成員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亂來。喜慶喪禮等事宜,出場或排列的先後有規矩。就是簡單地吃一頓飯,成員坐的位置有規定,菜肴佳劣的擺佈有法則,誰先起筷有禮儀。

舊禮教風俗有可取處

這裡讓我們停下來,想想中國的舊家庭發生著的是些什麼事。同學們可從本卷讀到的關於公司性質、權利結構那些方面想。中國的舊家庭顯然是一家公司組織,由禮教約束著成員的組合,合作產出,以農作物及手工藝產品應市及自用。血濃於水,可能為了確保治安及預防戰亂的干擾,但更重要是有著禮教與文化傳統的協助,他們的選擇是不分家。只要有好一部分的家庭的成員組合不分,其他的會依著這禮教的組合模式走。「無家可歸」在昔日的中國有著不幸的意思。

子女是父母的資產這個傳統顯然起自春秋戰國之前,雖然孔、孟的儒家學說與禮教是有力地維護著家庭組合不分的頑固存在。我不認為孟子的智商怎麼樣,但非常佩服孔子。二千五百年前中國還沒有發明紙張,怎會出現像孔子那麼偉大的思想家是個謎,是誰教出孔子更是一個謎。夫子邏輯歸邏輯,倫理歸倫理,思想清晰,比時間上略後於他的希臘的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強得多了。

儘管我們今天認為什麼三從四德有點那個,但不能否認儒家教的孝順、恭敬、禮儀等有其可取之處,而至於求學與為人之道,我們今天恐怕還要多學古人。子女是父母的財產,父母當然要投資於子女的教養。上文提到的家族成員的等級是人權排列,有點奴隸的味道;不同的是,父母子女之間有愛,而子女有遺產的承繼權利。

今天不易接受的風俗

當然也有我們今天不容易接受的風俗或行為。盲婚:為了維護父母的投資,婚姻的娶嫁子女無權選擇配偶—通常婚前沒有見過對方的面。女子嫁出去就成為男家的人,所以男家付給女家的聘禮一般高於女方帶到男方的嫁妝—這跟西方的傳統是兩回事。婚姻合約全由雙方的家長主理,結婚的子女無權過問。像今天買賣房子那樣,有作為經紀的媒人。

纏足:為了維護父母的投資,好些女孩五歲開始纏足。我不同意傳統說的,纏足是為了增加女性的美。我認為是為了防止嫁了出去的逃走。男的農作,女的家務或紡織,走動不靈活無大礙。有纏足的女子嫁出去時可獲較高的聘禮。

童養媳:女孩或會在孩童時賣出去作購買之家的將來媳婦,價格比聘禮相宜,而從小由男家教養長大後會較為服從了。

殺嬰:在艱苦或饑荒時期殺嬰的行為常有。據一項統計殺女嬰遠比殺男嬰為多。可能是一個「善」舉:母親曾經對我說,二戰逃難到廣西時,帶著七個子女,其中三個只幾歲的,她只有能力養一個,於是讓我背著三歲大的妹妹到田野中覓食。(今天我的妹妹還活著,而當時在田野的觀察使我二十多年後寫《佃農理論》的第八章時,思路縱橫,給老師阿爾欽大贊一番。)

非市場排列大有可為

這就帶到本節要分析的另一個重點話題。中國舊家庭成員的權利等級排列是非市場的人權排列,為什麼經濟運作的表現會高出中國開放改革前的幹部人權排列那麼多呢?事實上,人類歷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國富甲天下!寫此節時我手上持著三卷殘破不堪的、一七九七年在英國初版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是英文原著,兩年前從拍賣行拍回來。英使LordMacartney謁見乾隆皇帝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典故。該高職使者拜訪乾隆是要求中國開放貿易,也希望能在中國設立使館。乾隆反對,說中國什麼都有,沒有興趣跟外間的蠻族建立邦交。這就惹來英商大舉把鴉片輸進中國,跟著的不幸發展過後再說。

沒有市場工資的神奇效果

英國使者中國行的觀察證實,到了十八世紀的最後日子,中國的經濟還是雄視天下。在中國舊家庭的非市場的以人權排列權利的情況下,經濟怎可以搞得那樣出色呢?

我要先指出兩點:

其一,跟中國改革前的幹部排列不同,中國舊家庭的資產屬長者所有,界定明確,而承繼的權利大致上也有界定。

其二,雖然在一家或一個家族之內以人權排列,但一家之外或家與家之間有市場。北宋張擇端畫《清明上河圖》,其中描述的繁華市場景況不是胡亂想出來的。

這裡我要說的重點是:只要資產的權利有了界定,家庭之外有產品市場,家庭之內的人權等級排列夠清晰,個別成員的產出市值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市場工資的指引。換言之,如果我的家要產出供應外間的市場,只要子女聽我的指揮,而我知道子或女作甲專案需要放棄的乙是代價,也即是知道每項目的代價成本,我可以容易地按著子女的代價成本作監管,按著產品的家庭之外的市價指導,完全不需要知道子女的個別貢獻在市場值多少錢,也不需要顧及個別子女的邊際產值是否等於市場的工資。

上述的闡釋是說,如果我們把一家或一戶作為一個生產單位看,不管其中的成員多少,也不管他們的非市場等級怎樣排列,只要引進市場有不同產品的選擇,產品有市價,中國舊家庭的產出安排會使該戶的市場邊際產值等於該戶的市場邊際成本,從而遵守著邊際產量下降定律帶來的變化,把經濟學傳統的邊際產出理論救了一救。可謂神奇矣!

既然神奇,當然重要。讓我再說吧。傳統的分析是生產要素有市價,即勞力有工資。爭取利益極大化,均衡點是生產要素的市價(或工資)要等於該要素的邊際產值,從而推到產品的邊際成本等於產品市價的均衡。我在這裏的貢獻,是指出只要資產的權利有界定,家庭或一個生產組織的成員的非市場等級排列也有了界定,這組織的主事人不需要知道生產要素的市價或成員的工資。他只要按著不同產品的市價的指引與成員操作的代價,就可以同樣地達到產品的邊際成本等於產品市價的均衡。至於成員的休閒時間則跟風俗習慣走—我們今天的休閒也如是。

上節我們指出,源於科斯的公司性質,威廉姆森的等級排列是市場排列,從經理而下的等級薪酬皆市價,所以說公司或等級替代市場是錯的。本節分析的中國舊家庭的成員排列是非市場排列,但卻跟市場排列有相同的效果,所以神奇。這跟中國開放改革前的幹部等級排列有兩處重要的不同。其一是幹部排列的上頭沒有明確的資產界定,其二是當時中國的產品沒有真正的市場之價。

家庭成員不能退出的因與果

我們不需要想像《紅樓夢》那種富有的大家族來體會中國舊家庭的等級排列。年幼時我見到的很多不富有的家庭也有類似的情況,更不懷疑母親對她那代的描述是實情。非市場的人權排列可以有市場排列權利的效果,但資產要界定為誰屬,產品要有市場。

上述的中國舊家庭的安排有其他三個今天的市場經濟不會見到的效果。其一,家庭之內的成員不容易退出或離家自立門戶。這是因為每個成員的收入分配已經由家內的排列決定了,承繼產業也有了名份,退出家庭的選擇因而受到約束。這可不是說舊家庭沒有雇用外人的安排。出外打工的常有,但他們還有家可歸。

事實上,昔日中國的大地主往往把土地租出去,而繁忙季節出外打散工的也常有,雖然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資料顯示,打散工的為數最少。其二,上述的舊家庭的安排沒有失業這回事。其三,沒有多少空間讓利益團體混水摸魚,所以沒有「最低工資」那種玩意。

禮教減低制度費用但有代價

友人福格爾及巴澤爾曾經為文指出,奴隸制度不會導致無效率的經濟運作(福兄為此獲諾獎)。這就帶到我要說的中國的舊家庭制度可以帶來經濟繁榮的第二個原因。中國舊家庭的等級排列算不上是奴隸。子女有父母與親屬的愛及承繼遺產的權利之外,中國的根深蒂固的禮教傳統重要。我認為這傳統是中國在家庭之內或朋友之間沒有像西方那樣喜歡斤斤計較金錢的原因。就是在富家子弟爭家產偶有所聞的今天,中國人很少像西方那樣:朋友到餐館進膳要各自付帳;子女讀書要向父母借錢。引用到昔日舊家庭之內的產出應市運作,不斤斤計較是遠為容易處理的。換言之,中國的禮教有協助減少交易與監管費用之效。

在家庭之外,以倫理治國可以大幅地減少制度費用。今天西方的或引進西方的司法制度,律師及法庭費用往往是天文數字,遠高於昔日中國的包公審案。另一方面,中國昔日以倫理、風俗治國有兩個大弱點。其一是不容易更改:世情有變但倫理、風俗不變可以是大麻煩。其二是學而優則仕,像蘇東坡或走蘇子路線的有識之士都做官、判案去了。沒有一個不懂得詩、詞、書、畫,但走科學路線的稀有。中國進入工業時代因而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公行成立與鴉片戰爭

十九世紀中國開始衰落,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外人以武力侵略;其二是工業的發展促使傳統的舊家庭開始瓦解。讓我分開說吧。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可不是起於林則徐在廣東虎門燒鴉片,而是源於一八三四年英國取締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專利權。

事情是這樣的。一七二年,為了擺脫老外的囉嗦要求,康熙在廣州設立公行,用以處理老外與中國的貿易。這些公行起初是七家,後來增至十三家—這就是今天在廣州還活著的老人會記得的「十三行」了。一家公行處理一個或兩三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貿易。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持有跟中國貿易的專利權,跟他們洽商生意的只是一家公行。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東印度公司的生意盈利變得很大,每年交給英國政府的稅占該政府庫房總稅收的十分之一!其他的英國商人呢?他們沒有許可權跟中國貿易,只能從事成本較高的走私,而走私到中國是以產於英屬的印度的鴉片為主。

這些走私英商雖然也有利可圖,但患上眼紅症,見東印度公司的暴利如斯,聯手要求英國政府取締東印度公司的中國貿易專利。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的中國專利被取締了。然而,眾多英商雖然能合法地跟中國貿易,他們只能通過一家公行從事。這家公行當然大有進賬,而稱為「行商」的公行辦事人的生意手法了得,懂得怎樣榨取。英商於是從東印度公司遷怒於公行,外交途徑無效,今天香港怡和的兩位創辦人之一的JamesMatheson上書英王,主張出兵,以武力強迫中國開放貿易。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洛杉磯加大圖書館讀到。其他主張出兵的英商及政客不少。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中國不堪一擊。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一起筆就廢除公行,鴉片卻隻字不提。跟著鴉片進口中國的急升導致銀兩大量外流,通縮出現,太平天國的起義始於一八五,為時甚久,死人三千萬。跟著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到一九的八國聯軍中國是近於奄奄一息了。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一個發明火藥與指南針的國家,一個三千年前冶煉金屬的技術無與匹敵的國家,一個富甲天下數十世紀的國家,可以被一小撮需要乘船多天、沒有冰箱因而餓著肚皮的西洋鬼子予取予殺予攜呢?

工業發展家庭瓦解

轉談中國衰落的第二個原因吧。大約十九世紀後期,西方的工業發展開始引進中國,逐漸替代中國傳統的手工藝。這些新興工業用的機械往往龐大,而且需要配合的其他設備多,不適用於家庭;維修保養的專材也不容易在農村謀生計。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新興工業往往採用生產線,由多人合作一起產出,每個員工的工作貢獻只是產品的一小部分。雖然我們有理由認為某些產品,以工廠、生產線製造,比不上手工藝的,但事實是,工廠與多人分工合作的安排會使產品的成本大幅下降。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富論》,起筆時描述制針工廠,指出同樣的人手,分工合作可使產量上升數百倍。

這就帶來一個參與工廠操作的人的產出市值會高於留在家中操作農業或手工藝。農作的繁忙時間有季節性;家庭手工藝的產品成本遠高於工廠的。於是,從家庭工作轉到工廠去,或轉到城市經商,離鄉別井的人數會大幅地增加。不會像這些年中國開放改革後那麼多的農民轉到工商業去,但昔日離鄉別井的人相當多是沒有疑問的。百多年前我的父親從惠州跑到香港作學徒;十多年後我的母親從江門跑到香港在工廠入香水。我的叔叔伯伯也如是。在中國內地昔日當然也有類同的情況。

青黃不接惹來混亂

困難的出現,是離鄉別井爭取較高的收入,舊家庭的禮教管治要不是鞭長莫及,就是離家謀生的有了自己的生計,原先的等級排列因而逐步失卻效能。可能更重要是在舊禮教中,以道德倫理判案、不需要律師的傳統,因為工業的發展改變了家庭的結構,再不能一般性持續下去。還沒有司法制度,青黃不接,軍閥與黑邦並興,日軍乘虛而入,社會的混亂持續了近百年!

在西方,司法起自羅馬帝國,傳統上中國是沒有的。要引進司法制度很不容易。一八四二年英國佔領香港,引進的司法制度是英國的普通法,有那裡的前案例為憑,而一九九七之前終審法庭還是在英國。但香港當年一方面用英國的普通法,另一方面法庭考慮中國的禮教與風俗傳統。就是在今天香港的法庭還在引進中國的風俗一起考慮。

我們容易想像昔日的中國,因為工業的發展而要引進司法,會遇到很大的麻煩。普通法顯然不能用,因為要有悠久的前案例的支持。歐洲的大陸法模式原則上可以用,但昔日的中國是連正規律師也沒有的國家。就是到了經濟發展足以震撼世界的今天,在司法上中國還有好一段路要走。

中國文化光芒依舊

回顧中國數千年的盛衰的大略史實,我們不可以沒有很大的感慨。然而,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今天回顧,我們可以看到一把明亮的火,其光芒是人類的驕傲。那是炎黃子孫的文化。無論文字詩詞、金屬器皿、玉石雕工、陶瓷技藝、絲綢刺繡、文房四寶、書法繪畫,等等,一律純而厚,變化多而妙,說是舉世無匹不容易有爭議。自開放改革以還,出土文物多得不得了,其中不少博物館沒有見過,不少精彩絕倫。看到這些文物,我無師自考十多年後,說:中國的歷史恐怕要從頭再寫了。見到新奇的古物遐思是有趣的玩意。

羅貫中寫《三國演義》,起筆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回顧歷史,我們體會到的是中國「合」的壓力遠比「分」的壓力為大。用老人家發明的經濟思維作解釋,這分久必合的頑固現象是源於純而厚的文化來得很廣及,「合」可以相當大幅地節省交易或制度費用,而「分」則這些費用會增加。

二八年科斯、諾斯等比我更老的老人家提出一個問題:「地球人類曾經有五個古文化,皆倒了下去,只是中國的正在再站起來,那是為什麼的呢?」文化的純而厚是我給他們的答案。這個偉大的文化不可能跟該文化中的禮教傳統沒有密切的關係!

撰文:張五常

取錄自人文經濟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