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是土生土長的國際知名數學家，多年來，只要香港有大學出現校長空缺，都不期然會想起他。但他從不動心，不是對香港沒有感情，而是有感這一代年輕人不尊師重道，大學校長夾在政府和學生之間，無法在學術上貢獻所長。愛之深，責之切，丘教授接受本刊訪問時，直指回歸後中學教育完全失敗，孕育出一代缺乏歷史感、文化觀，沒有理想、楷模的年輕人！

丘成桐整個成長階段都在香港度過，接受的是港英殖民地教育。17歲培正中學畢業後，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3年間便完成4年制的大學課程，隨即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深造，在著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教授指導下，僅用兩年就取得博士學位。

1982年，因攻破困擾數學界四分之一世紀的「卡拉比猜想」（Calabi's conjecture），丘成桐獲頒被視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斯數學獎」（Fields Medal）。

對於香港教育的變遷，丘成桐了然於胸，也感觸良多。去年12月，他回港為有份創辦的恒隆數學獎擔任評審，出席參賽者答辯會。剛升讀中文大學一年級的金獎得主梁辰楷令他留下深刻印象，欣賞梁同學基於興趣鑽研數學，動機單純。但另一方面，他又察覺時下香港普遍年輕人積習深重。

做校長要怕學生又怕政府

今年68歲的他對教育仍然孜孜不倦，中美兩邊飛，擔任哈佛大學William Caspar Graustein講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過往每逢香港有大學遴選校長，丘成桐總被認為是適合人選。可惜他始終興趣缺缺，「不能夠發揮我所長，回來有何用？」他道出做校長的目標是：要能夠在學術上做出成績！「現時大學校長的困境是既怕學生，又怕政府，結果什麼也做不來。」

母校中文大學正展開遴選新校長程序，接替2018年離任的沈祖堯。早前有中大學生代表要列席新校長遴選委員會，遭校董會拒絕。在此之前，不同院校學生衝擊校委會或圍堵校董會事件時有發生。

丘成桐不怕大學政治化，但最看不過眼年輕人動輒拿美國來相比，「以為美國很民主，民主到可以胡說八道」。
「我在美國47年，從未聽聞有一間大學可以讓學生加入遴選委員會，事實上連教授也未能加入」。他以哈佛為例，自己作為教授，僅獲校董會發電郵邀請表達意見，最終決定權仍在校董會。「一個剛中學畢業的學生，對大學運作一無所知，學問未有基礎，何以會覺得自己有資格選校長呢？」

他坦言高等教育本來就是不民主，「假如民主，為何是我作為你的導師？為何是我決定你能否取得博士學位？雙方地位非對等，因我比你知得多，否則何須跟我學習？」丘成桐憶述自己就讀中大時， 當時覺得遴選制度很合理，「不知為何這十多年間完全改變了！我覺得很多事情是因為中學教育失敗，學生缺乏對民主和文化的基本了解！」

抗爭不忘尊師、守法

丘成桐經歷香港火紅年代，讀書時亦有參與社會抗爭、保釣運動，那時社會對立不比現時少，有些學生更被懷疑是共產黨，但師生間仍然互相尊重。

對於有人形容現時的學生有如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丘教授覺得學生未至對老師作出身體傷害，但言語上的傷害亦相去不遠矣！「在美國，學生雖會直呼我叫Yau，但基本上是尊重的，因為知道我們教授的學識比他們高。」他慨嘆，中港台學生法律觀念一直都很薄弱，近年更變本加厲。他舉例說，四十多年前參與保釣運動時，一些同學過馬路「衝紅燈」，他想阻止，對方卻稱「我們在搞革命，何須遵守法律？」

丘成桐認為，抗爭要在法律下進行。「沒有法律基礎，民主便不存在！會變成我丘成桐口中說的就是民主，你說的便不是，我比你更民主，但這怎算民主！」對於有年輕人宣稱香港是一個民族，應該獨立，丘教授以「可悲」、 「不幸」來形容，認為這是因為香港過去十多年取消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導致年輕一代對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認識，未能建立與中國的感情所致。

丘教授直指，回歸後教育政策制訂者難辭其咎，在中學取消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以及加入通識教育都是一個災難！「教改大錯特錯，不教歷史是絕大錯誤，所謂通識教育是假的，真正的歷史內容　學生是必須知道的！」

教育政策制訂者難辭其咎

丘成桐以親身經歷說明讀史的重要性，父親丘鎮英去世前擔任中文大學前身崇基書院哲學系教授，在父親的薰陶下自幼熟讀古文詩詞及歷史，一套《史記》讀得滾瓜爛熟。他憶述，年輕時讀到唐朝盛世便覺興奮，戰敗亡國就黯然傷心，透過學習中史產生了家國之情。另外，學習詩詞歌賦也能牽動對中國文化的情懷。

「不教歷史，學生難以對國家有感情依托。」丘成桐認為，即使不教中史也應該教香港歷史，所有歷史都不教無異數典忘祖！對於很多人擔心教歷史會被當局利用來洗腦？丘教授以他中學時期讀鴉片戰爭的歷史為例，當年港英政府避重就輕，將鴉片戰爭稱作「貿易戰爭」，但課本上寫「貿易戰爭」又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共產黨可以自己宣稱文革好，但最低限度大家知道箇中事實，可以用理智分辨是非好壞。」

他惋惜時下年輕人連一些基本的事實亦無從掌握，公然用「支那」這種字眼，他們不知當年中國人所受到的侮辱和慘痛經歷，對這字眼毫無感覺，才會說出這種無聊話！丘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需要有歷史文化作為支撐。「我兒子在美國長大受教育，了解美國歷史，因此感情上就對美國文化有依托。」他批評，部分香港年輕人緬懷港英年代，卻對港英、英國歷史很無知。

至於香港的通識教育，他認為是另一大災難，令學生變得「通通唔識」！「有一批人，以為自己識得美國或歐洲的教育，認為學生的書包太重，便以通識取代其他科目，以為從報紙上學習，便不用強記背誦，其實有什麼教育不用背誦呢？我兒子在美國讀書，會被叫上台模仿林肯總統發表著名的蓋茲堡演說，不也要先把演說全文背誦！」

多年前，丘成桐已批評香港教育不重視精英教育，只着重平均主義，把精英學生的水平拉低。他曾憶述，上世紀50至70年代出現過不少傑出的數學家，近20年少了很多，與精英教育減少不無關係，「以前香港多私立中學，很多都很高質素；二三十年前開始轉為津貼學校後，水平就下降了」。

青年乏理想 難買樓是藉口

對於部分年輕人怨聲載道，丘成桐認為政治問題、缺乏上流空間、以至買不到樓都只是藉口，主因是缺乏理想。他以自己為例，14歲時喪父，要背上債務，家境貧窮。為了幫補家計，中學開始兼職做補習。「八兄弟姊妹居於沙田土泥建的村屋，遇上颱風搖晃不定，隨時會倒塌，日子還是照過；試過為了方便到培正上學，寄居黃大仙天台學校簡陋課室。」當年不理現實的困厄支持下去，全因心中有當數學家這一更宏大的理想。

那些年追求理想的動力來自對知識的渴求，沒有考慮到生計問題，「數學是很精采的事，我覺得為咗做數學，有得食就足夠，其他都不在乎，但現時的年輕人想法不一樣，他們希望賺很多錢！」丘指出，美國的年輕人會花一生時間從事環保工作，希望保護地球，亦有人會遠赴非洲，為當地人改善衞生條件或維護人權，他們追求的都是崇高的理想，反觀在香港較少看到這種情操。

他認為，香港年輕人缺乏理想亦與缺乏文化修養有關，禍源亦是教改，因為要對歷史文化有感情寄託才能建立個人理想，才能從中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偉人。「年輕人需要楷模，缺乏文化基礎，猶如原始人，何來楷模？」他舉例說，讀生物學的年輕人或會希望成為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分子生物學家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或者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研究物理的或會追求像愛恩斯坦或牛頓般傑出，對政治有興趣的或會以林肯、華盛頓或孫中山作楷模；如果腦海一片空白，對歷史偉人毫無認知，如何能認定楷模，跟隨其足跡走下去！

獲丘成桐盛讚的2016年恒隆數學獎金獎得主梁辰楷就以二十世紀初著名英國數學家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作為楷模，哈代鍾情純數學，其著作包括A Mathematician’s Apology(《一個數學家的辯白》)，認為探究數學是為了數學的單純，而非其應用價值。哈代的故事近年被拍成電影《數造傳奇》(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

張婷婷 本刊特約記者、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