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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日 推介文章

胡紅玉:香港政制 不倫不類
——有權無票 vs 有票無權

但凡選舉,都是候選人先有政綱,再去拉票。港式選舉相反,政綱未出爐,特首參選人就獲選委傾巢支持了。「大家看到,候選人去拉票,是看每個利益團體有何訴求,大家做交易。所以他們永遠不會有獨立完整的政綱,隨時隨地改!」1200人的小圈子遊戲,胡紅玉看得不是味兒。

撰文:李澄欣 本刊記者

她在政界打滾數十年,卻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在這場選戰中處於「核心外圍」。「當然沒參選人會找我啦,我都沒票,找我沒用!」

「一國兩制」劇本變

在香港政治歷史中,66歲的胡紅玉卻一直在「核心內圍」。港英年代曾任立法局議員,回歸後歷任消委會、平機會、積金局、競委會等法定機構的主席,亦是行政會議成員,卻刻意保持獨立。「我坐每個位,心態都是隨時走人,不用買你帳。」2014年佔中,14位行會非官守議員中,僅兩位拒參與反佔中大聯盟的簽名運動,她是其中一人,另一位是行會召集人林煥光。

律師出身的胡紅玉,七十年代在港大求學時,已加入論政團體「觀察社」,爭取民主人權。1983年,她與社員上京會見時任港澳辦主任姬鵬飛,要求《中英聯合聲明》保障人權、法治及推行民主政制。

訪京前,該社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詳細民調。「當時主流意見是香港獨立,但調查後我們作出了一個清晰立場:香港最好自治,而不是獨立。所以對於『一國兩制』,由頭到尾我都接受,只是如何演繹出了些問題。」

「一國兩制」實施20年,她感慨當年天真。「可能老了,經驗多了。當年比較理想化,而且未有特別事情發生,英國政府和香港大眾都相信對中國有信心,制度和價值觀會愈來愈近香港。」她唏噓道。「今日回看,劇本有點轉變,經濟政治環境亦轉了,沒人預料到一個強國的崛起可以如此快、如此強。」

議員守住否決權 落力拉布

最失望是回歸20年仍未實現普選,長年政不通、人不和。「特首不是普選出來,未試過要和大眾做engagement(定約),沒這種訓練。而立法會議員不論直選、間選,都是選舉出來,背負着幾萬票,他們自覺mandate(民意授權)強過你,說權在於我,我代表民意。所以整個立法會變成反對黨,有時拆散來反對你,有時聯合反對你。」

特首「有權無票」,立法會議員則「有票無權」。《基本法》的原設計延續殖民地的「行政主導」,第74條限制議員的提案權,私人草案不得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若涉及政府政策須獲特首同意。這變相削弱立法會權力,議員只能守住否決權,更落力拉布,加劇行政立法的撕裂。「這是在為自己製造敵人。」胡紅玉說。

九七前的法規比《基本法》寬鬆,議員的提案只有「不涉及公共開支」一項限制。胡紅玉1993年至1995年擔任立法局議員,自資百多萬元草擬《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條例草案》,議案被否決,卻間接促使政府成立平機會,並推動法案防止歧視。「我採取主動要求立法,擺得上枱,你政府就一定要做事,要回應,這樣才能把議價能力倒轉頭。現在立法會議員沒這種主動性,撼政府的能力就低了。」

港英父親制失效 須普選

回顧港英時代,港督並非普選產生,卻能施政順暢。「它是委任制的政府,我們叫它父親制(paternal),父母官心態。第二是arbitrage(仲裁),平衡各方利益。麥理浩做得很好,起公屋、搞廉署,當時這些父母官有政治決心做就做到,沒人說他的政策不對。」

殖民地政府也善於「行政吸納政治」。七十年代觀察社爭取華人參政權,被當局列為反殖民地主義顛覆分子。八十年代初,麥理浩卻邀請胡紅玉加入交通諮詢委員會等政府架構,八十年代末更有港府高層邀請她做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但胡以律師生涯剛起步為由婉拒。「英國人有政治智慧,人們在出面嘈,不如捉入來,利用你的好處。」

然而,父親制和行政吸納政治模式已不合時宜。「那時我們基本上沒反對能力,但現在已變得由下而上有聲音、有政治選舉權,個個都是反對者,所以特首一定要普選。」香港政制,既非直接委任,又非民主普選,胡紅玉直稱「不倫不類」,重申:「如果想特首和利益團體的交易做得最低,他的mandate一定要高,即是代表整體利益。」

解開死結的另一關鍵是政黨政治。「若有政黨執政,特首可以向功能組別的人講,背負着我的是黨,政黨立場由始至終一樣,你們一入來和我傾,已經看到我代表什麼,這會令我的政綱更貫徹——因為政黨不可以背負我的過錯,錯了第二屆就選不到票。」

政黨政治也能解決特首孤家寡人的問題。「政黨成員愈來愈多,政治能量愈來愈大,除了立法會有票,也是人才培育基地,特首組閣時,可找到同聲同氣黨友加入。」

比例代表制 不利政黨政治

然而,目前的立法會選舉辦法窒礙政黨發展。本港1991年於立法會引入直選議席,奉行「雙議席雙票制」,1995改用類似英美的「單議席單票制」,這容易產生兩黨制,小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會依附理念接近的大黨,大黨為增強實力,也會盡可能吸收小黨。

在八九後的恐共氣氛下,民主黨橫掃千軍,1995年取得42%選票、60%直選議席,為第一大黨。北京為制約民主黨、扶持民建聯,回歸後在立法會直選議席改用「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當選門檻低對小黨有利,變相鼓勵政黨瓦解或分拆名單搏餘額。

民主黨在1998年直選議席比例立時下跌15%,隨着支持度和地區資源萎縮,內鬥和退黨潮四起,演變成整個民主陣營的碎片化,激進力量冒起。港獨代表今屆躋身立法會,實拜港式比例代表制所賜。建制派同樣分裂,民建聯和自由黨分裂為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等。〔見圖〕小黨林立,不利發展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也令政府更難「箍票」,拖低效率,行政立法關係愈見緊張。

法例規定特首不能是政黨成員,胡紅玉揣測,當時英方是擔心香港變成國共鬥爭的基地。「如果有政黨競選,共產黨可以來,為何國民黨不能來?」

北京不用慌 港共不妨公開

中方則怕和平演變,香港政黨政治影響國內,亦擔心會增加特首的議價能力,但她直言北京不必慌張。「即使特首有政黨背景,他的議價能力也不會高到不能接受,因為不能超越憲制去工作,在這框架下怎會反對中央的指令呢?是很難的,除非特首威脅辭職。」

她甚至建議北京在港成立共產黨。「中共肯定對香港政治局勢有影響力,只是現時暗中從事,給我揀,我寧願它公開做,大家看得到!」但前提是要立政黨法。「首先要統一遊戲規則,例如籌款應如何做,樣樣要透明,這要求不過分。」

但此建議,北京顯然不受落。「我和北京的朋友傾過,說生意要競爭,政黨都要。他們會聽你講,但內地是不可能有contested politics的,永遠共產黨做領導,憲法上也有很多規定,政黨政治對他們來說是外星,且估計不到對自己的影響,所以有戒心。」

不過她強調,這並非不可撼動。「特首是否政黨的人,理論上可以本地立法修改,不需要去到人大常委。」化不可能為可能,曾任積金局主席的胡紅玉認為第一步是引起社會討論。「是否願意領導潮流一齊講?像我推動取消強基金對沖,當時財政司和勞福局推來推去,但我要求是很低的,你們兩個局願意開始講已經好好,講講下就有些承諾,意識形態開始改變。」

——節錄2017年3月號《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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