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訪問稿《教改大錯特錯，通識通通不識》觸及幾個長期關注和爭議的重大問題，網上不少群組廣傳，反應持續。

丘教授談到香港如今青年和學生一些毛病積習弊端現象，的確存在，令人操心；但談到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通識及本土與港獨意識三事，簡約粗放，所遞下的結論，近乎引喻失義，需要多角度審視和深入細析。

一如十多二十年來不斷重覆，近日通議教育和教育改革爭議又起；中大和港大都要選新校長，又帶出校委人選及校政民主和學術自由等「永恆」議題課題。不脫香港百多年成敗因素和本色，幾十年的這些課題這樣爭議，久不久紛紛擾擾起哄都是翻炒表面，沒認真進入深層廣泛根本性問題。這是很可惜、很無奈的世道。

撰文：洪清田 時事評論員

中國的千年變局中，百多年香港在中西歷史湍流中經歷古今政經人文思潮的風浪起伏，幾代人前仆後繼、蓽路藍縷，自覺不自覺走過中國古文明與世界之間無數千百年計的既深且廣根本問題課題與主題，走出現代化轉型的另一條路。香港能中國所不能，不但創出可觀「實」的商貿政經金融交通運輸基建奇蹟，更有意無意間沉澱累積了深厚、廣泛「虛」的人文氣象，寶藏結構完整、形態靈活高效，為中國的千年變局、中國與世界關係設定質素標準和指出標方向，但中國各朝代與政權和香港都不知其然及其所以然。香港的時代先進性和類現代政經社會文化成為「原罪」，備受中國懲罸治理。

現代社會多元自由開放，「變」多源多向、節奏加速，群體組織（學校、企業、社會、國家、民族）屬於「全民」持份者，體制（institution）/建制（establishment）的成員的個別（individual）權力和主觀能動性（subjectivity）運作能量大增，「興風作浪」，產生「變」的否定及肯定、正面及反面效果。「變」的初起、進行中及結局的過程中，「變與不變」攻守雙方的人性聖性獸性妖性魔性一線之隔，並非、不可能全理性。群體組織的體制秩序和客觀性如何知維持完整性及水平而又知變應變，成為人類永恆大難題。

香港被迫走出古文明中國、走進西方現代世界，代中國人率先體驗外面新世界的個體化和自由化，建立多元開放體制/建制，讓港人參與中西交流互變的否定及肯定，產生正面及反面效果。丘教授訪談中提的三事，現試從這「時代難題」的角度切入、與丘教授商榷。

丘教授所及的首兩毎例子不單是政治問題，而是以政治為核心的跨科複雜問題，指涉中外古今的虛實游離多方多層多重面根本課題和主課；學生的言行現言象，或可供更多不同視角觀察及思考。作為長者、教育家、世界學術權威和學校高層理應開放思想心胸襟，走出自己熟識和舒適的專業專長專家權威BOX，進入另外不一樣的一BOX，change mode and paradigm shift，細察內裡層次肌理、比較權衡，再下重判。

我猜金耀基和王賡武和陳方正如面對同樣題目，應會較廣闊、多角度多層次全面周延考量。

一商榷：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

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一事，祇是眾多人中一二席，並非「全民選校長」，即使他們「認識不足、沒水平」，但仍可從本身角度看問題，提供一得之見。管理的官僚體制內「認識足、有水平」者，可能出現因循慣性盲點，正需要「外人layman」的觀點和參與，發揮作用。因美國大學沒先例而說中大也不能、不應有，邏輯謬誤明顯，不贅。
丘教授反對學生倡議還因學生「中學剛業、不知大學運作、學問未有基礎」，他的謬誤是以為這些是反對倡議的（全部）充足理由，沒考慮其他因素可以支持倡議、然後權衡及取捨。

學生倡議基於學生是stakeholders，和社會精英及教職員及家長都是大學大家庭（生命共同體）的一份子，不同程度屬於及擁有大學，在學受大學管轄、之後受大學好壞的影響一生，所以有權參與（民主）；即使學生真如丘教授一律欠缺知識學問，他們仍可從本身「受眾」的獨特perspective提出看法，為辦好（怎樣的）大學提供必需的一得之見。至於參與的方式（包括選校長）、程度及比重份量、和遴選會其他成員及行政怎調協，可以商榷。世界社會世代和四五十年前大不同，體制（institution/system/bureaucracy）與權力權威（authority）仍需要，但大學權力權威不能單憑「知識學問」畫地為牢，除了建基於知識學問，也必需建基於面對各種stakeholders的多種inputs，校政體制（例如校長遴選）必需accommodate各種stakeholders及處理各種矛盾。中學（企業、政府）也朝這「自由民主、個體基礎、由下而上」大方向變（方式和程度大不同），在這前提下運作，大學更無論。

從訊息論而言，學生、倡議和參與選校長，可以反映新世界社會世代的新需要，如何融入舊體制的方式和程度，可以商榷。

從教育角度而言，學生、倡議和參與選校長，可以學習自治自主自理。

從管理學角度而言，學生、倡議和參與選校長，可以更全面進入問題、開放問題，一方面減少管理的官僚體制內可能出現的因循慣性盲點，一方面讓更多人有參與感、認同感、歸屬感，提高生產力及效益。

從創意及新生事物及社會與時代變遷而言，開放的環境讓異同各類自由出現和生存，減少「近親繁殖」（inbreeding）；以憑「知識學問」畫地為牢的建制權威、以身份資格否定學生、倡議和參與選校長，阻窒大學「(無條件)自由思想/猜想」、有違「（有序）否定及超越既成框框、體制及秩序，創新世界」的「大學立意/理念/旨趣/社會功能」。

倡議和爭議過程中各方互動的技術枝節，可以商榷，也須自覺檢討反省更正，但不能在起點原則上全盤否定這些基本原由原理原則。

過去香港幾十年（丘說他有參與保釣）和中國五四運動及文革，學生都起作用（當時保釣和中運一如今天的本土派被主流社會當權者臭罵，罵得最狠的是「高等華人」的個別精、團體及階層，有點似清初的保守派漢臣）。

五四運動及文革在大陸的歪路及破壞不少，香港六七暴動後青少年自發的政治及社會異議抗爭運動則被英人「和平吸納」，雙方沒「去盡」、給對方及矛盾空間，反而促成社會變化/進步和官民的共同本土意識及港人身份認同（四五十年來，不絕如縷）。如能（早點）有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參與，對香港的發展應有更低代價的成效。

二商榷：大學之道及《數造傳奇》中的Hardy故事

大學的社會功能和時代變遷的分工職責，是把社會民間散亂的千萬年人性獸性魔性妖性放進圍牆裡，比較安全增進知識這「危險品」，同時按理性規範嘗試理性處理各種矛盾。多重矛盾間的互動及optimization, disequilibrium 或dynamic equilibrium是常態。

大學是「知識」的前沿and/or道德「意識」的底線，是向宇宙洪荒人類亙古開放的個體自由機構，但大學本身的管理機構也是一個closed system（否則不能運作）。（現代西方）大學是一個以「知識」（和「意識」）為核心的「理性理論、文字數字、知識體系、意識體系、權力體系、利益體系」，按其累積的「已知、既成」的體制規律軌道運作，標準檢驗、思維決策和情理反應；但世界級（「正常」）大學亦必有意無意間設計、構想某些「自反」（self-negation）或「他反」（other-negation）空罅，藉以超越起伏、持續千百年；這一線「非常」命脈反而成為大學不絕如縷的精神/靈魂。大學超越皇朝政權，可能就靠這一線「非常」命脈。

十八世紀前的西方大學以「意識」（古文明及信仰）為主體。德國洪堡大學首創以「知識」（科學科技器用）為主體，開啟（西方）大學的現代模式－－理性（知識）機械化、工業化組織及實用化、官僚機構化。大學的機械化理性（知識）為政經科技意識服務，機械化理性（知識）和政經科技意識為專制皇朝（及單元世界觀、集體主義雛型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服務，成為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一大成因。這種大學傳遍全球，在美國蔚為奇觀（若沒美國可能便沒今天美國），在東方時而與傳統社會、國族與文化碰撞對抗，摧毁傳統社會、國族與文化，時而合流合作，鞏固傳統社會、國族與文化。

這個「正常」大學的closed system經常篩除、排斥不知怎的、繞過「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自行通往宇宙洪荒的另類人物及ideas。BOX外的異類異人異端異行，必招 BOX內成功者、權威/權力人士有意無意的例行慣性無視、輕視、蔑視（判為「不知所謂、不堪、不入流」），以至挑難阻撓打壓。丘教授提及的Godfrey Harold Hardy就屢被大學師生否決 (「不入流」)，幸而有別具慧眼的老師和教師（包括羅素）力撐。故事拍成電影《數造傳奇》(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一二月前香港公映。在Infinity裡，誰都是無知者，誰又敢完全否定別人、不留些少空間給別人（和自己）？

「猜想」可以來自直覺空想奇想。解開/論證一個「猜想」，要按（畫地為牢closed system之內的）「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但提出「猜想」則是印度破廟山野更廣闊的Infinity裡的人的事，全是天地混沌初開的未知，或可直通宇宙洪荒；反而「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卻出不了破天荒的另類ideas。

人類感受、理解及構想世界，表達的方式首先是嚎號，之後是歌舞、文字及數字；一種表達方式帶動一個時代和文明，但各個時代和各種文明如氣如流混融互滲。三五千年來，文字及數字成為人類的主流主軸、帶動嚎號與歌舞的世界，形成「文字文明」。Godfrey Harold Hardy超越時空的阻隔，一步到位由天地初開的HOLISM的混沌無限Infinity，但脗合文字文明的數字世界。他的劍橋老師不斷苦勸他「跟規矩」做proof，把「東西」寫出來，他說他的ideas來自神諭，他相信「是」，但「講/想」不出怎樣的reasoning過程。

中大學生倡議參與選校長，是跳出BOX，提出「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之外的「猜想」空想奇想；他們感受、理解及構想「中大世界」的現實之後，回到原生態的「嚎號」思維和表達方式。這些嚎號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在「文字文明」世界是對是錯、能不能另創新天是日後的事， BOX裡居其位者（態度上）應避免以「已知、既成」的（大學）體制、規律軌跡標準本位、不考慮其原由理據而條件反射式先驗否定。大學之謂大學，是為「可能性」留下永續開放空間，即使倡議錯，也肯定其奇想精神。

作為長者、教育家、世界學術權威和學校高層（學生時曾參與保釣的悖逆運動），理應更開放心胸思想感性認同包容學生，多角度、多層次細緻思量學生（當年自己）不熟識的新生事物、人和事，善用（如今）權威、珍惜名望，對人對己對世都是好事。當然可以否定/反對學生倡議，但應進入倡議的各層論據，否則簡易粗糙，欠sophistication。另一邊，學生必需進入校政和選校長的內裡層面，以及反對者的原由原理原則，雙方進入對方的原由原理和主動互相溝通，學習處理調配各種矛盾，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

學校的主宰權在校方老師遠多於學生，所以溝通主導權也在校方老師。這也是（師生雙向）教育和世代交替的一部份（古今中外大中小學很多這類「真．教育」的故事）。

丘教授旁及「師生地位和知識不對等、上授下受，可見高等教育本來不民主，所以同樣不能要求參與選校長」一連串謬誤及偏頗，近乎粗放氣話，不贅。

概括而言，丘教授否定中大學生的倡議的思路和根據，以知識為充足條件/因素/考慮（排除（學生的）其他因素/考慮的relevancy），不及其餘，謬誤一；以理性為充足條件/因素/考慮（排除Godfrey Harold Hardy式直覺/感性等其他因素/考慮的relevancy），不及其餘，謬誤二；以個人本身走過途徑鑄成的BOX及其規律邏輯為充足條件/因素/考慮（排除其他可能性的relevancy），不及其餘，謬誤三；以現在「已知、既成」BOX為充足條件/因素/考慮（排除「未知」的更大空間和可能性的relevancy），不及其餘，謬誤四；學生倡議是跳出BOX、性質屬於提出「猜想」，丘卻用解決「猜想」的架構、規範和標準判斷，謬誤五。

三商榷：由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教育改革與通識教育

香港教育四十年來由精英制轉普及制，委實問題多多、可以做得更好（期間的幾份教育報告書，似乎都不知「精英制」和「普及制」的深淺，更不明白什麼叫「轉型」）。

教育普及後，秩序、學風和水平保不住，精英制遭破壞、普及不起色，確是現代教育（以致社會）問題，全世界都在找出路。香港十多二十年的教育改革，是試圖回應「社會、知識、經濟、時代」多層自由多元、快速轉化的政經新形態和生態。通識是一個嘗試，成為香港教改的主幹之一。學校教學及知識廣闊多樣混合游離，但欠（四五十年前香港學十九、二十世紀的英式）精英教育的深度高度。

現代教育不可能走精英制的回頭路。要平等又不降水平，邏輯上祇能「精英普及化、普羅精英化」，把普羅變精英，令全體學生一起提升水平。香港曾提出「拔尖補底」，等於「人人平等、人人精英」，但這卻極難，有不少人說不可能（infeasible, unattainable），甚而說有違「教育（優劣）原理」（不分優劣的「平均主義」），祇能口號上合乎「教育（平等）原則」。

面對同樣問題，文革時毛澤東從左翼「勞動份子知識化，知識份子勞動化」進路，打倒知識權威，人人平等、人人直接從生活中提煉知識，但陳義太高，一變假大空，二變「均貧」。現在Trump似要從右翼試行精英主義的回頭路（共和黨要取消教育部，完全開放新自由主義競爭淘汰），為保水平而放棄（降低）平等及公義。

現代社會這個教育普及化、知識平扁化的「變」的大方向是現代世界大勢所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通識是在「知識性質/形態/生態/結構」層面進一步廣闊及多樣化，回應新的社會及政經形態和生態，同樣問題多多，全世界都在摸索，不得要領。現代社會的知識形態與通識教育，問題指涉古今中外千百年，太複雜，不能草率祇及一點、不及其餘。

四商榷：現代社會的知識（及世界）新形態，及其轉捩點

現代社會一般從西方的文藝復興起計。

西方中世紀以「神本」政教合一維持「人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事物現象的HOLISM」，壓抑人的慾望與智能、地位和價值。五百年前開始，西方個體解放、回歸和復興古希臘的「人本」文化，社會和教會內外有知識者有較大自由和野心自主檢驗、探索已知和未知。他們放縱自己的智能、好奇與慾望（以致聖性獸性魔性），探頭出既成的文明的BOX之外的世界，把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事物現象的HOLISM割切和解構，從HOLISM 的碎片局部進入另一形態的HOLISM及其未知與已知，否定已知及化未知為知，掌握新的自然規律，以及建構以理性為主軸的新社會及政經體制，保護和促進理性智能的持續展。

科學家的單一精準可用的因素及技能，發揮驚天動地的力量，改造整個人類的整個政經社會文化形態與生態，開出整個現代文明。

人類這個文明轉型和歷史轉轍的第一道裂痕突破口，（意外）來自政教合一時的教會經院與皇庭權貴智能圈。統治層的部份知識人為了證明神和聖經的偉大，以生命追尋神學真理和天文自然規律，原意為教會與皇庭服務，但後來新知識和教會舊權威漸漸大有出入，既得利益和當權建制無知自保、視為妖魔鬼怪放毒，異議者與科學跟建制及傳統衝突，「變與不變」雙方敵對鬥爭戰爭，衝突波及教會內外和社會，以至全球。

人類感受、理解及構想世界，表達反應的方式首先是嚎號，之後是歌舞、文字及數字。一種表達方式就是一種世界、一個時代、一種文明；各歷史階段的各種世界、時代及文明並非絕然分割，而是連續不斷而又大同大異，共融互濟又互斥、對立與分合。三五千年來，文字及數字成為人類的主流主軸、帶動嚎號與歌舞的世界，形成「文字文明」。人類活在以「文字文明」為基礎的幾種世界與文明中，個人、群族與體制時而在這個世界與文明中暢游，時而居於一隅、封鎖自閉或反對、抗衡。

五百年來，理性為本的新知識宏觀向宇宙擴展和微觀向核子深入分化，宏觀微觀的知識大量增加、分科及專門化與專業化，社會的科技政經教育的結構和運作也高度分科、專門化與專業化，發揮驚人的物質和精神力量，創出新世界、新社會及政經體制和新人種。知識和其他資源及權力並由西方極少數人的(封建)權貴圈子向外面庶民擴散（產生中產階級），更多人參與科技政經教育，解構與重構西方社會政經各層面。

現代化和現代性由西方向世界每個角落擴散（通過大探險與傳教、商貿旅遊與殖民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帝國主義與跨國企業），改造全球的「前現代」漁獵農牧社會。西方以本身的「現代化、現代性」優勢，正面反面主導世界五百年，西方「理性文化」的正面及反面問題課題也成為東方至全球的問題課題（其中之一是現代新的「知識的形態與生態」）。

五商榷：藝術/宗教/哲學/文學vs科學/數學vs訊息化/AI

人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是一個個HOLISM。人類以感性思維（音影歌舞/藝術）和理性思維（科學/數學）代表、仿造人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的HOLISM。音影歌舞/藝術（音樂及表演）的感性思維以holistic方式（整全、不可分割、不可取代、不可交換）仿造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的HOLISM。科學/數學的理性思維以局部方式將HOLISM分割、更替和重新組合，重整而成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HOLISM可分割、局部可取代、可交換，從而可以由人操控，達到「人」主觀預設的目的；機械化與磁電化使科學/科技「為人類服務」的效率倍計提高。

音影歌舞/藝術和各門科學科技(以至政經社會科學)知識祇不過是人類的「人造概念」及其系統。人類藉分門別類的「人造概念」及其系統仿造人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的HOLISM，形成各家各門各派的「人造真實」。「真」與「仿」之間必有大量「質失」(qualitative loss/fidelity loss/data loss)。

同為人造HOLISM的仿真品，科學與宗教可分、不可割；科學與宗教分際之後各有系統性，或局部可貫通、但永不能全面兌換；兩者同樣各有各的大量「質失」、甩漏。這種混沌關係永續不變，絕不可等同、順遂抵彼岸。科學與宗教之間，祇能「跳躍」，不能「過渡」。各種仿造holism與真實的學問體系，越成熱完整的體系越不能「過渡」，祇能「跳躍」轉型轉軌。不論「跳躍」與「過渡」都需接受各體系之間的「質失」(qualitative loss/fidelity loss/data loss)，「跳躍」或「過渡」的「質失」多或少，是歷史的「天問」。

「前現代」和「現代」人類突破及接受人的限局的方式和後果，大有不同。

「前現代」人類主要以音影歌舞/藝術的感性思維與慾望、記憶及想像突破人的局限，促進文化/文明進展，但也想像、承認及接受人的限局（宗教的「神本」，反「人本/人文」），在「虛」（意識理念美學）與「實」（權力利益生死）層面抑制人的思維與慾望、記憶及想像（敬畏神、空無、無無）。促進文化/文明進展和抑制人的思維與慾望、記憶及想像，都是從正而反、從反而正使人融入天地初開的HOLISM：促進和抑制都是系統化、體制化及建制化，形成結構性集體慣性，維持秩序及踐行義理道德，讓個人及群族在政經社會現實的紛擾中隱世或入世安身立命。
「現代」人類主要以科學/數學的理性（邏輯）思維與慾望、記憶及想像突破人的局限，促進文化/文明進展，但科學/數學的理性（邏輯）思維是ever-open-end，本身沒內在的承認人的限局的機制（科學/數學祇「暫時」接受暫時的局限），要靠外在的宗教的「神本」終極規限。現代五百年來，宗教及教會權力威嚴下降、科學上升，曾經一度由藝術與音樂、哲學和文學取代部份的宗教功能，但二十世紀上半葉，科學和科學方法變成全球文明霸權，不但無自制地「自主」（autonomous）單方片面決定政經社會的結構與運作，還主導價值觀和世界觀，「自把自為」（by himself, for himself），play god。

「真」與「仿」之間的差異，人類致力盡量收窄和縮小，但差異永不消失（人類也致力產生更多），人類必須認識和接受、但常拒絕認識和接受。中西的優劣強弱高低，可能不取決於誰比誰更「能」做什麼、懂什麼，而在於誰較（及時）自覺「不能」做什麼、不懂什麼，可以較好處理「接受」與「不接受」之間的游離狀態。

五百年來，西方（英美與歐陸）主導現代世界，在於較自覺、理性及自制「接受」與「不接受」人類局限。東方社會（伊斯蘭世界及東亞儒家圈）一方面（方法上和本質上）不滿、一方面（方法上和本質上）迷信現代文明，分不清、不接受現代（理性）割裂式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誤作「前現代」傳統世界的（感性）HOLISM意識與知識，分不清、不接受「真」與「仿」之間的永續差異與「質失」，把兩者等同。百多年來，不少較有份量的古文明/社會在現代化轉型的不歷史關口，「返祖」（atavism）回宗教HOLISM「本體」（ONTOLOGY），全民自毁式傾力貫通科學/科技與宗教HOLISM（或自創、新創意識形態類宗教），以「宗教/類宗教」為主體、以科學/科技及經濟與軍事工具，造成大成就及大災難。

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之交，全球迅速電子化、數碼化及訊息化、電腦化，生活和自然現象的混沌HOLISM被極微細0與1二分法，再極大量集成、極高速運作，重組成人造（機械性）HOLISM及「人造真實」。人工智能（AI）大量減低「真」與「仿」之間的「質失」；藉著訊息化、電腦化，「機械」趨近「生物」。人工智能（AI）的「真」與「仿」之間的「質失」大幅降低，但永不能完全消失。人工智能（AlphaGo）可以借助海量和高速補「質失」，以及找到、進入人腦的經驗及文化盲點誤區，超越人腦的決策質素；進而仿照、模擬人的思維方式、經驗模式與學習方式，超越「人」。

當今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大變局中，人工智能（AI）為個人、群族及體制/建制如何（及時、正確）知變應變、自由自制、自處自強，提出新問題、課題與主題。

六商榷：知識分科割裂遺害深廣，乞靈於通識教育與人文學科

文藝復興時，通才精英當道。「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指文理各科兼通的精英。工業化後，通才精英漸被專業精英取代。二十世紀下半頁，知識的形態與生態趨向極度微細、精準、狹窄，教育的主要功能與責任是培育人力資源，也趨向極度微細、精準、狹窄。

現代文明的理性、科學與機械發揮驚天動地的力量，迫使整個人類的整個政經社會文化形態與生態向其允許的方向及形態發展，造福人類；但理性、科學與機械的單一精準可用的因素及技能以片面性融入、改造全人類，也遺禍不淺。二十世紀兩次大戰，是現代理性、科學與機械的單一精準可用的因素及技能結合（德國及日本）「前現代」的傳統政經社會及文化HOLISM，片面性（「工具理性」）的史無前例的威力為無限單元專制極權所用，產生全面的人類災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痛定思痛，興起反思「現代化、現代性」弊端，其中之一是理性知識與專科專業的極度微細分割與狹窄精準，各種知識之間、各專科之間難溝通。

現實的社會政經教育問題與課題要多方多科綜合診治，但分科專業活在各自的BOX中，各自為政，溝通不了，遑論協作診治。分科專業化的社會政經教育的結構和運作，「專業常態」是把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的HOLISM按本身的法則高度分割分科，產生大量空罅甩漏，做不了事，出事還可以不必負責（也不懂負責）。純從操作而言，分科專業化的單一狹窄因素凌駕其他因素和總體，「時令霸權」以偏概全，局部等同全體，乖離現實和常識，常左支右拙，因小失大、因大失小，反反覆覆虛耗資源，收效不彰，甚而惡化，出問題and/or檢討卻又不知底裡。
在個人及群族層面，由教育到工作，生活和生命（按理性利益）極度微細分割與狹窄精準；「人」被功能性分割，變成片面的「單維度（one-dimensional）人」，不再是一個HOLISM，不再是一個整全的人。教育失其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

六七十年來，由CP Snow的“Two Cultures”開始討論感性思維（藝術）和理性思維（科學）之間兩種文化及人員的鴻溝，擴大到各科之間（以至整個知識生態）的分崩離折。由歐美到香港和中國，都在找尋出路；起初是要打通「文理」界線，近三四十年擴大範圍到全部分科，要貫通（全部）各科的脈絡。

「通識」作為各種科目之間的獨立科目，不能祇有負面的目的與旨趣，要有自己獨立的正面目的與旨趣、方法與領域。「通識」由生活出發、由生活到整全（holistic）知識和人生，與戰後藉「人本」思潮而興起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若合符節，或可合稱「人文通識」。「通識」與「人文學科」有文學藝術的活生生現實、感性與想像，沒虛構作假；有社會科學的跨文化及國界及政經機構現實、「類科學」實證方法，沒分割窄狹分科，有自然科學的正反並行共存（parallel anti-thesis）與互動否定、開放結論（open-ended）、實證方法及理性邏輯，沒分割分科、機械化；有宗教的道德倫理，沒有宗教的特定專一信仰的無限封閉體；有哲學的意識思想思辨終極關懷，沒既成門派的自成深遠、自閉小世界。

七商榷：通識教育的真義旨趣、困境與前景

西方歐美大學長期有較多較正規的體制化「人文學科」/「博雅教育」（liberal arts/education/studies）的「通識教育」（中國三五千年也有自己「更高超、全面」的一套）。二三十年來香港「通識」教育的取向、思路和方法，可分為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是立意打通各科之間的壁壘，跨科貫通，回歸生活現實和上升到「知識」（以至教育）的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

由上而下是從「知識」（以至教育）的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出發，「教/學」經典、用於生活現實（大陸的「國學熱」）。通識科的先導科的文化研究，是由上而下。成為必修科後多數由下而上，但上不了。

不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近乎是要把普及教育下每個學生培育成為「全能」的「通才精英」，亦即是「平等」與「提升」雙雙並進。落實起來，形式上打通各科和回歸生活現實易，跨科貫通和回歸「知識」（以至教育）原生本意根本是逆現代社會的分科專業專家的政經結構和運作而為。

概念上，要跨科貫通和回歸生活及「知識」（以至教育）原生本意，是以知識論和方法論為本的教育法，培育學生「怎樣學會學習、怎樣從生活中自主學習和思維決策、終身學習」。這恐怕是現代大學也無能為力的。大中小學作為現行社會結構，不大改學校與教育制度、家長與師生認知能力心態根本不可能有效推行。

通識教育的進一步，以師生教學相長為本位，超越師生的藩籬，趨向人文教育。這卻是更高難度。對問題多點、透徹的了解，在大方向上做到十分一也是大成就，功德無量。近年不少大中小學都在這大方向上摸索試行。

八商榷：通識教育走出困境的突破口：老師先補「成人通識」課

「通識」的完整真義旨趣是人一生怎樣與知識及意識建立關係、成就自己及群體，回歸「教育」的原生態真義旨趣；亦即「通識」=「教育」。這是教育千百年來的本意。二三百年來社會個體化和自由化、多元化和開放，教育與社會走自分割知識（與人）、分科專科專業，通識是立意「盡人事、盡可能」回歸「教育」的千百年本意（人的整全命、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預備學生在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這不啻是逆過往二三百年來社會與時代潮流而行。

通識教育要充份發揮完整本意的作用，受制於「學校體制、教育體制、家長」與「社會、時代、世界」，環環相扣，互為條件、互相「鎖死」。老師在「教育練」的置，是困境中一個最可能「盡人事」的突破口。

要預備學生在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老師先要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方法是系統化回顧五百年間人與社會、知識及意識的變化，以及知識與教育怎樣（和為什麼）偏離原生態真義旨趣、可以如何認問題和處理偏差，先讓老師釐清「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相應在現有限制日工作中摸索和試驗，存乎一心、加敏感度，「潤物無聲」體現「通識」的真義旨趣。這不啻是「帶著腳鐐跳舞」，但非絕不可能。不少老師就這樣在日常丁丁點點、有意無意間改變學生的一生，傳為美談。

老師這樣補人與社會、知識及意識的變化的「成人通識」課，有助在現有變局中知變應變、自處自強，在日常工作中做出成績，繼而總結、累積和推廣，或可帶動「學校體制、教育體制、家長」的改變及長期的「社會、時代、世界」改變。

香港推行通識教育沒有替老師處理好「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這問題。老師是幾十年舊知識和舊體制教育出來的產品，專注分科專科，對於宏觀廣義的「知識、體制、教育」與「社會、時代、世界」怎樣起變化，連各科與「知識、體制、教育」及「社會、時代、世界」的關係與變化，也少「不務正業」涉獵，近年一些長短期的課程和培訓又是「應試式」技術性「專業化」。老師對於「通識教育是怎樣來的」、「為什麼現在需要『通識教育』」沒足夠通盤認知和感覺，在現有體制中有機會也沒施展「通識」的真義旨趣。

我曾在信報寫了幾篇東西思考現代社會的知識形態與通識教育的必需、難題與大路向，也談香港教育的普及化轉型，倡議老師補貫通「現象、聲音、音樂、口語、藝術、文字、數字、文學、科學、建築、社會、國家、民族、文化、世界、地球」的「成人通識」課。

九商榷：本土身份與港獨意識，中國怎樣理解和善用

就本土及港獨意識一事，香港青年又一次「少不更事」、預示整個中國不同世代與地方隨著中國經濟及物質條件增長而可能自然出現的群體的分合「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中國、中國黨政、中國政經、中國社會、中國人、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面臨一個「通識」題，上上之策是跳出五千年BOX、開放腦袋心胸視野，善用香港青年給中國開出的難題、從中攢取啟示，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

任何時期的新世代年青人的成長都在找尋自己（我是誰、什麼身份、怎樣的人、怎樣及為什麼而活），任何時空環境裡共同生活的人都在滋養集體的本土意識（一個範圍的界線內，我與同人的關係及我與環境的關係混融而成的共同生活與生命感）。當現有集體組織（家庭、學校、學派、機構、企業、社會、國家）不能「得民心」時、不能維繫群體時，過了臨界點，自然滋生我與集體組織的新關係、另劃範圍界線和另創身份。

這是個漫長曲折崎嶇的「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的路，多數由青年/學生發難。這是人、社會組織、世代的生命交替的過程。人活著就是不斷在選擇「我與環境/集體組織」之間或順向或逆向的路；絕大部份人的選擇多數「失敗」（在原有現實中成不了什麼），越大想頭越失敗；但隅爾也會「成功」，建功立業、創造歷史。

年青一代在各種社會與自然界的制約中掙扎成長，主觀想be different，有著科學家、文學家和數學家那樣的「好奇、慾望、蠻勁」，亟亟於重新認識及介定、質疑及否定和超越客觀現狀，要自發自由自主對現實的感受、認識與回應、摸索，試對試錯；他們和成年人（年青時）一樣燃燒生命，撕開、衝破神聖禁錮，為時代、社會及國族提供不一樣的視角和觀點、思路與主張，甚而從「未知」中弄出點什麼（make a difference）。

這個「獨立生命/生命獨立」的意識如細菌，是生命來源、也如SARS會致命。人類歷史上，任何群體之內的分分合合無日無之，但多數自生自滅，成事者百中無一；由意識意念到變成事實相隔萬水千山，歷盡無數必然和意外的艱難險阻。社會、宗教、國族、皇朝的分合、融會與交替是千百年的事。分分合合的漫長曲折路程會、能走到多遠和怎樣走、對錯與成敗是多重主觀客觀因素的長期互為因果、互動互變，起點、過程和結果在主觀與客觀、偶然與必然間陰錯陽差，正反不定、難測。

現代社會因知識、科技及經濟發達，個人（the individual）、理性（rationality）與世俗性（secularity）從（政教合一中世紀）集體主義中解放出來；西方的個體化、自由化和多元化、工業化的潮流藉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傳遍全球，衝擊一切舊式專制權威集體主義漁獵農牧社會。任何新舊社會、文明與國族，都須因應這變局、在個體自由及多元開放的基礎上建立體制及建制，才能生存。這是古文明現代化轉型的核心根本性問題和難題。

香港以較低代價、近乎無痛走出一條千年變局的現代化轉型的路，學到一些、略略懂得往哪里變、怎樣變、變成什麼。當年李鴻章講千年變局，可能祇覺到皇廷傾塌，乾旋坤轉，卻不知「變局」往哪里變、怎樣變、變成什麼。二百年來，中國、中國社會、中國政經組織、中國精英與大眾、中國文化、中國國族，都在探索，摸索道路，在極保守與極激進中反覆進退失誤折騰，仍未能、不肯接受千年變局應往哪里變、怎樣變、變成什麼。

全球以西方五百年來累積轉化的現代文明為標準及普世價值，二戰後三四十年來世代融會交替加速和加多變數，訊息化形成「液化」社會。世代融會交替必須多方考慮、包容矛盾、互讓空間才能良性循環、趨向和平順暢；舊式專制權威集體主義高壓祇能產惡性循環。過程中，任何一方的任何差錯都可以產生對己或對人的正面或反面效果的蝴蝶效應。

二百年來西方（蠻夷）船堅砲利強制輸出現化文明，皇權神權國家向資本主義「民族國家」（nation-state）過渡轉型，政治經濟主權及利益由（功能性組合的）「全民」參與及擁有。日本一次戰敗後承認「落後、愚昧、未開化」，明治維新急起直追，中國拒絕承認。中國「天上多元神、地上單元權」合成「人本神權」，君臣士紳庶民在「反夷/超夷、反西方/超西方、反現代/超現代」間，集體由一個極端奔向另一個極端，時而全面全盤絕對否定、時而全面全盤絕對肯定，時而棄蕪存菁變棄菁存蕪。中西古今各種文化要素混成合體，大成大敗；迄今未能處理好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我與他者、落後與先進、變與不變的關係及取捨。

五四文化運動百家爭鳴，極右（法西斯）極左（共產主義）及中間派（自由主義）無禁區探索這些百年來爆發的中外古今千萬年的「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但中國由上而下的「人本神權」虛實積習太深厚，沒條件、沒機會處理，認識也不足，反覆逃避和以不知為知；終於選擇西方最激進的、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結合儒家人本道德主義與專制暴政，極致簡單一統一人一腦一言一方向，由上而下強推全盤西化和徹底革命，排除、滅絕一切不同看法認識、歧見異議，全國全民幾十年蠻幹冒進反覆瞎折騰，國將不國後才回頭補「資本主義初階」的課。中國迄今處理不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過渡轉型。

香港百多年英人治港，較順逐以低代價處理好千百年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我與他者、落後與先進、變與不變的關係及取捨，取得舉世稱頌的成效，並無意間建立中西混合的（政經法治行政管理治）「配套體制（multi-institution system）、社會與文化」，中西各方冒險家和各地家鄉不容的異類寄居求生牟生，變廢為寶；香港與香港人為世界各地國族及人民提供全面、一流服務，一直維持良好「國際關係」和「民間外交」。

英人並不是香港引進完整的現代政經社會管治「真品」，而是將各方的條件及元素組合，找到妥協品代替真品。半真半假的game-play給個體正反是非「實體性」和自由空間，形成由下而上的市場與社會。體制與個人、市場與社會都是具「實體性」、享自由的自發自主空間及現實，按自動遵守的規範運作。香港百多年就是一個中國BOX外的Godfrey Harold Hardy，從中西矛盾交流、衝突、融會和轉化中走出另一條路，感染一些現代政經社會文教「（類）現代性」，形成獨特的「香港性」。

百多年來香港的異端異行並且由滿清到今天裨益中國大陸。源於六七暴動後的戰後新生代（babyboomers）的自發自主的「非左、非右、中立」學生、社會及政治運動，三十多年的民主派繼承這種「大中華」傳統和身份認同，一如孫中山以「香港良治」惠澤中國。但中國在大中華天朝BOX中「以我為主」看香港這「化外之地」的現代「意識細菌」，視之為異己異端邪說毒草妖魔。

英人治港百多年，以半生熟妥協品代替真品（「行政吸納政治/行政主導」等）。中國三十多年來要嘛學虎不成、淮橘變枳，要嘛視英人遺產為地雷木馬，連妥協品也不給，強說中國的才是真品。中國步步操控、清洗改造，激發香港被褫奪者的自由想像、響往和要求真品。

英治時，在英國本土民主法治的間接環境下，香港開放自由，政府預期及適當處理政商經民族及文化矛盾及民間由下而上的「騷動」，七十年代臻於黃金期；「主權、政權、政府、社會、市民」基本沒大矛盾對立分裂。九七回歸後，「主權、政權、政府、社會、市民」沒大根本矛盾卻對立分裂。

中國不要香港的「現代性」及「香港性」，要清洗、消滅淨盡「香港毒素」，香港部份人也不再給中國香港的「現代性」及「香港性」，要「香港元素」，概念與邏輯上唯有「與中國互為不存在」。

人類感受、理解及構想世界之後，表達的方式首先是嚎號，之後是歌舞、文字及數字。三五千年來，文字及數字成為人類的主流主軸、帶動嚎號與歌舞的世界，形成「文字文明」。如今本土及港獨意識和Godfrey Harold Hardy一樣，提出「文字文明」的「已知、既成」的體制、規律軌跡標準之外的另類意念主張狀況。一如保釣及孫中山革命同樣冒天下大不諱，本土及港獨意識是絕處求生、「返祖」（atavism）回嚎號與歌舞的階段，把問題推至終至的身份認同和存在意識。

本土及港獨意識其實是提出一個現代「液化」社會，告別舊社會的專制權威一統，祇是初階的初階、雛形的鄒形；會走多遠、怎多重演變轉化及對錯與成敗是多重主觀客觀因素的長期互為因果、互動互變。最大力量和最大權力是中國，(所以)最大決定因素和責任是中國；中國也可以是最大裨益者。

中國七千年來由天地初開、混沌原始漁獵農牧的多元文明融匯成「虛」、「實」相應相生的一統單元單核心文明生命；天子與文式百官及百姓庶民一體一心一腦一言一文一字，互生互濟互依存；單元單核心文化生命「混沌虛實」結構中單向單邊運作，停止質變，周而復始「量增」及反覆破立分合；這個類宗教「混沌虛實」無垠封閉結構直至1911年解體，迄今（沒）未解構。

香港百多年在西方不一樣的個體化、自由多元法治及體制化文明世界中、按另一軌跡運作，接駁中西古今，並在不同時期將現代「正反共存並行運作」（Parallel Anti-thesis）方式輸入中國。中國二百年轉不了型、轉不了軌，仍亟需「正反共存並行運作」現代性，但中國受不了一下子的現代「正反共存並行運作」，香港九七前後出生的一、二代青年給自己和中國提出的「存在選擇」（existential choice）「通識」題，正好在香港繼續為中國、中國黨政、中國政經、中國社會、中國人、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輸入個體化、自由多元法治及體制化「試劑」，有助中國循序漸進轉型、轉軌。

「一國兩制」初起構思時也有這股思路，曾作廣泛宣傳；有人質疑，備受抨擊。

本土與港獨，題目太複雜，對香港、中國和世界影響深廣，不能草率祇及一點、不及其餘。

十商榷：以「要求選校長」及「本土及港獨意識」作為通識課題

中大學生要求參與選校長及本土及港獨意識兩事，丘教授或可當作通識課題，用通識的「知識論和方法論（以至師生教學相長）」觀察和思考。

要從純學術純思想思維「入世」，必需更廣闊精準感應匯通古今的「學術純思想思維」的「真．精神」。丘教授作為長者、教育家、世界學術權威和學校高層或應和政界「分工」，政治立場之外，亦像Godfrey Harold Hardy的老師，在BOX內外望「學術純思想思維」的「真．精神」，開放思想、有容異己異類、高中低多層次考量問題，甚而看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怎樣把香港「意識細菌」的生命轉化為中國亟需的人文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