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依然懷揣當年理想的種子，只是供其生長的土壤消失不再，或者說得悲觀些，根本不曾出現。與其說陳映真不合時宜，倒不如說他終其一生都過着「異鄉人」的生活，在台灣是這樣，在北京也是。讚美與肯定每每來自別處，眼前卻是荒蕪，而他奮不顧身想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卻發覺從來沒有通途。

撰文：李夢 多倫多藝術史碩士

去年底，當七十九歲的台灣作家陳映真在北京因病去世的時候，有很多讀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文學愛好者，才從一眾報刊及網站的訃告中約略知道一些這位台灣左翼作家的生平。

住在北京的那十年裏，陳映真雖然名義上擔任某知名大學的客席教授，還被中國作家協會推選為名譽副主席，卻幾乎處在與世隔絕、被人遺忘的狀態裏。他先後中風兩次，常年臥床，語言功能退化， 甚至到後來神志也不清醒了。陳映真在北京的醫院度過晚年，到最後也不曾回到台灣。有人說他孤單落寞，有人說他貧病交纏，但不論怎樣，也都只是旁人的臆測。

4月下旬的一日，我去尖沙咀商務印書館聽了一場紀念講座，關於「陳映真與香港70年代的社會覺醒」，透過講者張秉權、馮偉才與關永圻的分享，發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不少文學青年的心目中，陳映真幾乎是偶像一般的存在。

40年前文學青年的偶像

本地知名戲劇導演張秉權提到1987年陳映真來到香港舉辦講座時，他像「小粉絲」一樣衝上前去索要簽名；文學評論家馮偉才則講起自己與陳映真的數次會面，以及他直至今日，每每重讀陳映真創作於1964年的成名作《將軍族》，仍會感動落淚。三位講者對於陳映真的著作都有長久的閱讀經驗，見證他文學創作生涯中的幾個時期，以及他如何由一個自己口中的「市鎮小知識分子」轉變為「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儘管關永圻提到陳映真中期及晚期的作品不斷面對「政治性高於文學性」的質疑，但不得不說陳映真以及那一代台灣左翼作家的出現，為文學創作者與社會可能建構的關聯提供了很好的參照。我想，陳映真之所以能在40年前的香港青年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恰恰正是他的反抗精神，他文學作品中所謂的「政治性」，以及他對於社會普通個體的關懷。誠如我們在分析魯迅作品時無法避談意識形態一樣，若我們拋卻政治及社會議題而看待陳映真的文學創作，同樣也是不切實際的事情。

陳映真與香港文壇的關聯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當陳映真憑藉短篇小說《麵攤》在台灣文壇嶄露頭角的時候，香港文學雜誌《好望角》順勢刊出他的另一短篇《哦，蘇珊娜》，發表於1963年，比台灣文學雜誌早了數月。隨後，香港作家也斯以及在香港任教的台灣文學評論家劉紹銘不斷向本地讀者推介陳映真的小說。1972年，香港小草出版社推出《陳映真選集》的時候，作者本人正在台灣綠島監獄，因為「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而服刑。另外，上世紀八十年代張秉權所在的致群劇社將《夜行貨車》及《將軍族》搬上舞台，1983年香港導演方育平在電影《半邊人》中安排主角逛書店時偶遇《陳映真選集》，也反映出當時香港文學圈外對於這位台灣作家及其作品的關注。

張秉權在那日的分享會上特別提到陳映真的散文《父親》。從小在寄養家庭長大的陳映真，透過對往事的懷念，表達對親生父親的思念。在張秉權看來，作者與生父及養父的相處，既反映出他在血緣關係與生養關係之間的調試乃至掙扎，也在相當程度上暗示了陳映真在中國與台灣這兩重身份之間走動並思考的人生狀態。這種文本與現實之間的互文性，不單是陳映真以及他那一代台灣人一生的寫照，也讓彼時生活在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人心有戚戚。

——節錄六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