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批治港人才的特點，是由中共培養、全程「照顧」之下成長，他們的個人履歷、社會關係、思想傾向等紀錄，完整地收錄在中共的人事檔案，成為「新一代」的香港精英，到他們全面掌權時，中共對「港人治港」就可以真正放心了。
撰文：莊梓 時事評論員
殖民地年代，對香港權力結構的描述，是馬會、滙豐、港督，順序排列。回歸之後，物換星移，權力大洗牌，變成：中聯辦、紅色資本、行政長官、愛國社團，也是順序排列。
北京控制港府重要人事任命
北京透過派駐香港的幹部，深入政府和地區不同層面，利用手上的委任權和地區的動員機器，基本上控制了特區政府行政機關的重要人事任命，以及選舉時各地區的席位分配。至於紅色資本和愛國社團則在財經圈和各個界別內活動，發揮北京的影響力。唯獨是行政長官，北京仍然無法「自行培養」出一個理想人選，未來30年，這將會是北京對港工作的首要任務。
如何管理一個資本主義國際大都會，是中共從未處理過的課題；解放初期，上海是國際城市，外商雲集，但在中共眼中，上海包藏的資本主義醜惡物事應有盡有；結果，中共沒有保留舊上海的資本主義，而是盡全力徹底改造，工商百業一律國有化、資本家掃地出門，黃賭毒趕盡殺絕；結果，資本主義在上海沒有了，上海的體制和國內其他城市看齊，在社會主義改造下繼續發展。
為了顯示「尊重」少數民族，大陸設立了5個自治區，包括新疆、內蒙、西藏、廣西、寧夏。自治區是「在中央政府集中統一領導下，遵循國家憲法規定，以各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為基礎，建立自治地方，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制，管理本地區本民族內部事務」。雖名為自治區，但由中央統一領導，且管治權牢牢掌握在黨委手上，「自治權」到底有多大，應該不言而喻了吧！
「小圈子」選特首 北京放心
香港回歸，行「一國兩制」，香港可以保留資本主義制度，更可以行一套完全跟大陸不同的管治體制，論特殊地位，香港的「高度自治」比少數民族自治區享有更「高」的自治權。然而問題來了，由香港人高度自治，那麼管治權應該操在什麼人手中？在大陸，黨委是掌實權的，然而香港不行大陸的一套。但是，香港也不實行「西方式民主」，政府不是由普選產生，但又不會由中央直接委任，於是乎就出現了選舉委員會的「小圈子」選舉特首的「香港特色」高度自治。
按《基本法》設計，北京主要是透過行政長官操控整個特區的管治，故此行政長官如何產生、誰人出任，必須牢牢掌握在北京手中，因此大陸經常強調香港非三權分立而是「行政主導」模式。行政主導，其實就是行政長官主導。大陸的體制很簡單，黨領導一切，各級領導和黨委由上級委任，由上而下，全黨服從中央，權力運用如臂使指；但在香港，這一套無法落地執行，北京惟有在行政長官產生方法上設下多重關卡，2014年提出的政改方案就是以選委會「預審」特首人選作為防障，目的就是要確保人選合乎中共心意。
然而，控制一個行政長官還可以，其他政府管治班子的成員、社會上大量公職、公共機構的負責人以至立法會議員等等，又如何可以保證他們在「政治上」靠得住？
英國非殖民地化的過程，往往會由英國培植一批精英，透過組黨、選舉，然後慢慢接收權力；即使發生反英、抗殖鬥爭，但接管權力的如軍人、精英集團等，都會形成一個新權力核心，填補英國人撤出之後的權力真空。英方早在七十年代末就部署地方行政改革，以區議會為起點，建立一個「權力植根本地」的政府，為日後撤退先做好部署。中方很早就看到問題關鍵──從區議會開始，香港各級架構會慢慢由香港人選舉產生，日後香港政府就只會向香港選民負責，在北京眼中，這跟獨立何異？
北京封殺「權力植根香港」
隨後展開的中英前途談判和《基本法》草擬，北京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封殺「權力植根香港」的代議政制，避免權力落入親英的「民選政府」手中。由於中方強勢主導了整個中英談判，代議政制無疾而終，然而未來特區政府的權力應該交託給什麼人？管治人才應怎樣產生？北京對此全無部署，只是摸着石頭過河，埋下了以後香港不少深層次矛盾的禍根。
西環幹部對曾蔭權看不過眼
回看過去三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一力促成的問責制招攬了一批有名望、有地位的精英入閣，論個人素質，董內閣的評分甚高，但他們背景各異，在政治上毫無淵源，更遑論有什麼共同政治理念，結果空有一個亮麗的班子，運作之後即紕漏百出，最後慘淡收場 ──董建華提早落任，梁錦松、葉劉淑儀、楊永強先後下台。
曾蔭權內閣以公務員為班底， 以「做好呢份工」（Get the Job Done，是政務官座右銘）為競選口號，最初予人務實、可靠的信心，然而公務員的因循、缺乏長遠眼光等局限，很快就反映到政府施政上，政府政策以「江湖救急」為主（如房屋、教育），拿不出一套前瞻規劃。最致命的，是一班傳統親共分子和西環幹部對曾蔭權這批當年獲英國人培植的高級華人、高級公務員「復闢」上台，掌握了特區的權力核心看不過眼，他們甚至認為，曾蔭權是暗中和民主派及電台名嘴暗通款曲、內外夾迫令董建華倉皇下台的。一股潛藏的政治暗流，終於在2012年的特首選舉爆發，梁振英突然殺出，堵截由曾蔭權及一批傳統建制勢力支持的唐英年接任特首。
梁振英一屆政府，雖然仍起用公務員和專業人士，然而在行政機關以外的架構如行政會議、中策組、策發會等，則進駐大批「梁粉」，在委任公職方面讓大批政治上可靠的人物進駐。這批「梁粉」新貴的社會認受性太低，加上梁振英一切以北京馬首是瞻的施政作風與港人距離愈來愈遠，終於無法連任第二屆。
林鄭人脈資源非常貧缺
林鄭月娥上場，班子用的主要是公務員，時光倒流，一切又如回到曾蔭權年代，所不同者，是林鄭能召喚加入政府的，都是二線的公務員，連署長也要「破格」提拔出任局長，可見她的人脈資源非常貧缺！
造成這個現象，是因為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管治核心，每任特首組班都只能三湊四拼，拉雜成軍。中共對於特區這個困局，應該是了然於胸的，對應方法，就是全面介入，逐步培植信得過的政治人物進入各級組織。
先說中聯辦。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曾經公開說過：西環不治港，這是「阿媽係女人」的道理，因為《基本法》規限下，西環肯定治不了港，但走不上前台，卻可以垂簾聽政，在幕後指揮大局。現在的中聯辦在選特首、問責官員的審核，都負責把關、向中央滙報；在議會方面，則「協助」政府拉票（林鄭在競選時已表明上任後會婉拒），地區選舉就負責協調、分位、配票，建制派政黨要出什麼人，在哪一區落腳，通通都要向西環報告、經西環協調。至於社團活動，西環則負責調度中資機構的資源（例如旅行團、時令節日的蛇齋餅糭）支持，這些「活動」加起來，令中聯辦成為名副其實的影子政府，支配了特區的每一個環節，成為回歸後取代馬會，位居香港權力架構的最頂層。
紅色資本掌控金權
港英治下，英資怡和、太古、滙豐等掌控了本地的經濟命脈，中英談判開始後英資撤退，本地華資取而代之，是為第一次經濟大換血。隨着中國經濟實力不斷膨脹，中資在金融市場、「戰略」行業（航空、交通、電訊等）以至民生消費，都全面進入香港，並且成為主導力量，港人熟悉的富臨集團、譽宴集團、許留山等，都相繼被內地資本收購；最矚目的，則是北京中信集團牽頭、以30億美元購入麥當勞中港業務，從此港人熟悉的美國漢堡包連鎖店成為了內地資本企業。更大手筆的，是內地海航集團以高價先後購入啟德機場三幅地皮，出價闊綽，震動本地地產界；而中資企業不問價大批進駐中環心臟商業地帶物業，標誌着香港的第二次經濟大換血，也令中環和西環「遙相呼應」，一邊掌控金權、一邊手握政權，香港除了表面上由港人政府當家，骨子裏內地已經控制了各個領域。
中聯辦、紅色資本之後，是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名義上是香港最高領導人，但沒有北京在背後支持，特首根本沒有能力進行有效管治。林鄭月娥在競選時說毋須北京幫她拉票，引來《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還擊」，他說沒有西環支持、林鄭何來777票？話雖囂張，卻是事實。特首上台、在各方面推展政務，都不能沒有北京在背後「發功」。至今四任特首，除了梁振英是中共自己系統長年培養（但最終不受港人歡迎），其餘三位都是港英時代的精英分子，對中共來說，解決香港治港人才最關鍵的一步，是必須由中共自己一手培養，而未來30年，這將會是北京對港工作的首要任務。
愛國社團五花八門
最後是愛國社團。近幾年北京致力培植許多外圍組織，如同鄉會、地區組織、僑胞社團、青年/學生組織（較活躍的如菁英會、香港青年聯會〔跟全國青聯掛鈎〕）、婦女組織、民調/智庫/研究機構，以至經常在街頭撑政府的「群眾組織」（如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幫港出聲等），五花八門，配合傳統的建制派政黨、工聯會、新界社團聯會等核心組織，形成一個聯繫群眾、發揮動員力量的社會網絡。長遠之計，中共會逐步在這些團體中挑選合適人選進入管治班子，成為治港團隊成員。
這批治港人才的特點，是由中共培養、全程「照顧」之下成長，他們的個人履歷、社會關係、思想傾向等紀錄，完整地收錄在中共的人事檔案，成為「新一代」的香港精英，到他們全面掌權時，中共對「港人治港」就可以真正放心了。
——原文刊於2017年7月《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