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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5日 推介文章

澳門香港化? 「和諧社會」現民主暗湧


在中央眼中,香港是「政治城市」、「示威之都」,毗鄰的澳門則是和諧社會的典範,媒體上聽不到批評官方的聲音,市民罕有上街遊行表達不滿,更遑論爆發像香港的佔中運動。不過,本刊記者到濠江採訪後,卻發現民眾對民主政治、新聞自由的呼聲日漸高漲,而其中一個參照竟是香港。

撰文:李澄欣 本刊記者澳門報道

「上年去香港六四晚會,沿途見到很多街站,不同政黨和團體,令我好羨慕。」今年24歲的蘇嘉豪自信十足,但說到這一點,他眼裏充滿嚮往,又帶幾分無奈。

反離補很多藍絲帶

面前這位九十後,2013年於台大政治系畢業,是林飛帆的師弟。在去年5月25日「反離補」遊行,一直站在最前線。他所屬的「澳門良心」在網上發起遊行,號召超過2萬人上街,反對用以保障高官福利的《離補》法案。政府被迫撤回方案,很多人覺得這是澳門公民社會的覺醒。

他不否認,很多參加者只因不滿高官自肥而上街,不是為了什麼價值。他坦言,去年港人為真普選佔中,「但反離補的人很多是藍絲帶」;澳門太平靜,少少動作已經被標籤為激進,搞民主運動只能「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

學生和政黨往往是民主運動的主要動員力量。在澳門,僅63萬人口的彈丸之地,有數以千計的民間社團,卻沒有政團和政黨。90年代至今,「新澳門學社」是主要的民主派組織,一直由外號「民主昌」的資深議員吳國昌、歐錦新等人帶領。澳門學界更靜,從沒有學生運動。

立法會淪超級橡皮圖章?

近年澳門社運團體冒起,包括青年動力、澳門良心等。蘇嘉豪2013年參選立法會議員,雖然落敗告終,但去年上任新澳門學社理事長一職。不過他認為,澳門社會距離公民覺醒,仍然長路漫漫。他慨嘆:「最悲哀的是,澳門76年已經有立法會直選,香港91年才有,但現在澳門比香港落後,這就好像龜兔賽跑。」

溯本追源,龜兔競賽的起點,要倒回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發康乃馨革命,晉身民主國家。1976年,澳葡政府在首屆立法會引入直選制度,惟當時的選舉是葡裔人士「圍威喂」(小圈子文化),當局遂設立官委議席,讓華人可藉此躋身立法會,平衡種族比例。其後,葡人擔心回歸後難以憑其少數族裔之力獲選入立法會,於是在《中葡聯合聲明》寫下「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並由澳門《基本法》沿用。

此規定原為照顧葡裔人士,但本屆立法會官委議員中,一名葡人也沒有,倒是充斥着商界代表。間選議席(即功能組別)亦為人詬病,全部議席皆是等額選出,候選人必定自動當選。有評論指,官委和間選已淪為政治酬庸、枱底交易,兩者共佔過半數議席,非建制派永遠「冇say」。立法會擺脫不了超級橡皮圖章的形象。

官委議員:為什麼要制衡呢?

對此,商界背景、連續四屆獲委任的官委議員徐偉坤,向本刊記者反問:「其實為什麼要制衡呢?他(特首)有做得不好嗎?」他解釋,政府若有行政失當,官委議員會質詢,但不會為質詢而質詢、為監察而監察,並指官委做的事不明顯,「因為我們不會公開去遊行,我們會同官員講:喂,有些什麼地方要改善」。

他表示,澳門《基本法》和選舉制度,因應行政主導而設計,《基本法》列明澳門行政長官有18項權利,反觀香港只有13項,「所以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特色」,澳門是社團社會、大家庭,適合使用間選制度,間選議員可以代表很大部分人。他強調,很多事情靠協商才能解決,「你公開去討論,是否一件好事?我覺得不是,搞到大家沒彎轉。」

特首選舉又如何?目前,香港選委會由38個界別、共1200人組成,候選人獲得至少八分之一、即150名委員提名,方可入閘。澳門更加小圈子,選委會只有400人,已經比上一屆增加100人,提名門票維持六分之一、即66人。去年8月31日,第四屆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崔世安,毫無懸念以380票、得票率高達95.96%連任。

真普選?非分之想!

澳門政治長期被何家、馬家、崔家「三大家族」壟斷。在1967年的「12.3事件」,居中斡旋的何賢(前特首何厚鏵之父)、馬萬祺(立法會委任議員馬志成之祖父)、崔德祺(現任特首崔世安之叔)聲名崛起,確立「三家分澳」局面。

澳門《基本法》並無規定普選特首的終極目標,雖然去年有團體舉辦特首選舉民間公投,但澳門時事評論員譚志強形容,當地爭取普選的呼聲遠遜香港,「何馬崔、崔馬何,他們三家人壟斷了這60年的政治,連提名名單也限於三大姓,所以澳門人沒有非分之想!」

和諧是核心價值?

港澳政治氣候有別。官委議員徐偉坤強調,和諧是澳門的核心價值,比起政改,澳門居民更關心經濟和民生。不過就在今年1月,澳門立法會審議《家暴法》法案時,官委議員馮志強發表「打者愛也」言論,惹起爭議,900人遊行要求他辭職,促請廢除官委和間選制度。對此,徐偉坤認為,示威者當中有政改訴求的,實際上僅一百幾十人。如何詮釋這個數字?他不假思索回答:「很簡單,代表澳門人滿意這個制度!」

事實上,澳門反對聲音小,與當地的特殊社會結構息息相關。全澳63萬人口,扣除17萬外勞僅46萬人,土生土長的只佔一半。接觸澳門人,最常聽見他們口邊掛着「澳門很小,個個都識」,這座小城是一個「我識你,你識他,他就識我」的三層人際關係網,拋頭露面抗議一定會被點相。

而澳門大部分人在政府、賭場或中資機構工作,衝擊體制或權貴利益,無疑是自砸飯碗,所以習慣啞忍。加上官方喉舌主導澳門媒體,輿論不及香港多元化。

相比香港人,澳門人確實較為政治冷感。澳門大學政政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澳門的民主土壤較弱,幾千個社團中,許多為幽靈社團,選舉時才突然出現,未如香港有不同團體就各樣公共議題發聲。

他說,澳門人的抗爭,大多是從個人經濟利益出發,就算是民主派,也是沿用舊社運模式,以利益為主軸,去指出制度之不公,解決利益分配所產生的政策問題,未能提出新論述。「澳門沒有價值觀,這麼抽象的東西,大學生也不會深究罷!」

派錢維穩 掩蓋制度漏洞

他坦言,澳門社會發展程度仍然落後。「你問澳門人民主好不好?他們一定不反對,但如果會觸怒北京而影響到澳門的經濟,那就先不要了。香港人『渴望心中富有』,但是澳門人仍然停留在生存、物質方面。」

澳門政府也慣用物質思維解決民怨,派錢維穩。余永逸說:「回歸後,澳門政府在福利上做得狠過香港,一擲千金,但其他方面不作為。香港人見澳門福利多就眼紅,其實是澳門用制度無法解決,就用錢買時間。」福利遮蓋了政府的真實能力,一旦經濟放緩,體制問題將現形,民怨繼續累積,儼如計時炸彈。

這是殖民時代遺下的歷史死結。港英政府推行法治,建立完善的行政體系,執法嚴謹。澳葡政府不講法治,管制鬆散,市民得不到法律保障,就只能投靠社團。

余永逸表示,澳門今日還在討論法律改革,「政府自己都對法律有不同理解!在澳門,不守規矩也可以的,常常講人情味,但被人濫用,就令社會腐敗。」

他指出,相比腐敗的澳葡政府,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有所提升,只是市民的期望也提高了,當局沒有比社會行快一步,去收窄鴻溝。過去十數年經濟起飛,中產階級冒起,澳府再難以在用簡單的派福利去解決問題,爆煲風險愈來愈大。



新生代萌芽 料十年後收成

新生代也成變革力量。余永逸表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大學生關懷社會,發起學運,造就了今日的民主派。香港當時已有學貸,大學生可以投入校園活動。反觀澳門學生要自費升學,做兼職的風氣盛行,很少人待在學校,但數年前澳門開始有學貸,學生能參與校園活動。

他觀察到,新一代參與意識有所提升,例如今屆澳大學生會提出要監督校方發展。此外,近年外資湧入澳門,中資機構不再主導市場,減輕了年輕人參與社會事務的顧慮。
他直言,澳門的公民社會剛起步,需要長時間醞釀,估計未來10至15年是重要時期。「尤其內地和澳門經濟轉差,政府如何回應?政府一犯錯,就會推一些人出來。」

中央對港硬 拖慢澳門民主化

新澳門學社老臣子吳國昌,自1992年起連任五屆直選立法會議員,二十多年來為民主播種。他一直希望香港真普選能推動澳門政改,但本港局勢令他大失所望。「本來不用等10年,可以通過政改去推動澳門人的民主參與,但現在只能等人口結構的自然演變,等多些年輕人出來。」

九十後蘇嘉豪有同感,指出中央對港政策有變,澳門首當其衝受影響。「你可以話我自私,但香港不行,澳門也不行。我們面對的對手很強大,是國家機器。香港過去30年已經循序漸進,你們的公民社會,是我們的學習和參考對象,香港人值得有真普選。」


——原文載於2015年4月號《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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