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眼中，香港是「政治城市」、「示威之都」，毗鄰的澳門則是和諧社會的典範，媒體上聽不到批評官方的聲音，市民罕有上街遊行表達不滿，更遑論爆發像香港的佔中運動。不過，本刊記者到濠江採訪後，卻發現民眾對民主政治、新聞自由的呼聲日漸高漲，而其中一個參照竟是香港。

撰文：李澄欣 本刊記者澳門報道

「上年去香港六四晚會，沿途見到很多街站，不同政黨和團體，令我好羨慕。」今年24歲的蘇嘉豪自信十足，但說到這一點，他眼裏充滿嚮往，又帶幾分無奈。

反離補很多藍絲帶

面前這位九十後，2013年於台大政治系畢業，是林飛帆的師弟。在去年5月25日「反離補」遊行，一直站在最前線。他所屬的「澳門良心」在網上發起遊行，號召超過2萬人上街，反對用以保障高官福利的《離補》法案。政府被迫撤回方案，很多人覺得這是澳門公民社會的覺醒。

他不否認，很多參加者只因不滿高官自肥而上街，不是為了什麼價值。他坦言，去年港人為真普選佔中，「但反離補的人很多是藍絲帶」；澳門太平靜，少少動作已經被標籤為激進，搞民主運動只能「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

學生和政黨往往是民主運動的主要動員力量。在澳門，僅63萬人口的彈丸之地，有數以千計的民間社團，卻沒有政團和政黨。90年代至今，「新澳門學社」是主要的民主派組織，一直由外號「民主昌」的資深議員吳國昌、歐錦新等人帶領。澳門學界更靜，從沒有學生運動。

立法會淪超級橡皮圖章？

近年澳門社運團體冒起，包括青年動力、澳門良心等。蘇嘉豪2013年參選立法會議員，雖然落敗告終，但去年上任新澳門學社理事長一職。不過他認為，澳門社會距離公民覺醒，仍然長路漫漫。他慨嘆：「最悲哀的是，澳門76年已經有立法會直選，香港91年才有，但現在澳門比香港落後，這就好像龜兔賽跑。」

溯本追源，龜兔競賽的起點，要倒回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發康乃馨革命，晉身民主國家。1976年，澳葡政府在首屆立法會引入直選制度，惟當時的選舉是葡裔人士「圍威喂」（小圈子文化），當局遂設立官委議席，讓華人可藉此躋身立法會，平衡種族比例。其後，葡人擔心回歸後難以憑其少數族裔之力獲選入立法會，於是在《中葡聯合聲明》寫下「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並由澳門《基本法》沿用。

此規定原為照顧葡裔人士，但本屆立法會官委議員中，一名葡人也沒有，倒是充斥着商界代表。間選議席（即功能組別）亦為人詬病，全部議席皆是等額選出，候選人必定自動當選。有評論指，官委和間選已淪為政治酬庸、枱底交易，兩者共佔過半數議席，非建制派永遠「冇say」。立法會擺脫不了超級橡皮圖章的形象。

官委議員：為什麼要制衡呢？

對此，商界背景、連續四屆獲委任的官委議員徐偉坤，向本刊記者反問：「其實為什麼要制衡呢？他（特首）有做得不好嗎？」他解釋，政府若有行政失當，官委議員會質詢，但不會為質詢而質詢、為監察而監察，並指官委做的事不明顯，「因為我們不會公開去遊行，我們會同官員講：喂，有些什麼地方要改善」。

他表示，澳門《基本法》和選舉制度，因應行政主導而設計，《基本法》列明澳門行政長官有18項權利，反觀香港只有13項，「所以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特色」，澳門是社團社會、大家庭，適合使用間選制度，間選議員可以代表很大部分人。他強調，很多事情靠協商才能解決，「你公開去討論，是否一件好事？我覺得不是，搞到大家沒彎轉。」

特首選舉又如何？目前，香港選委會由38個界別、共1200人組成，候選人獲得至少八分之一、即150名委員提名，方可入閘。澳門更加小圈子，選委會只有400人，已經比上一屆增加100人，提名門票維持六分之一、即66人。去年8月31日，第四屆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崔世安，毫無懸念以380票、得票率高達95.96%連任。

真普選？非分之想！

澳門政治長期被何家、馬家、崔家「三大家族」壟斷。在1967年的「12.3事件」，居中斡旋的何賢（前特首何厚鏵之父）、馬萬祺（立法會委任議員馬志成之祖父）、崔德祺（現任特首崔世安之叔）聲名崛起，確立「三家分澳」局面。

澳門《基本法》並無規定普選特首的終極目標，雖然去年有團體舉辦特首選舉民間公投，但澳門時事評論員譚志強形容，當地爭取普選的呼聲遠遜香港，「何馬崔、崔馬何，他們三家人壟斷了這60年的政治，連提名名單也限於三大姓，所以澳門人沒有非分之想！」

和諧是核心價值？

港澳政治氣候有別。官委議員徐偉坤強調，和諧是澳門的核心價值，比起政改，澳門居民更關心經濟和民生。不過就在今年1月，澳門立法會審議《家暴法》法案時，官委議員馮志強發表「打者愛也」言論，惹起爭議，900人遊行要求他辭職，促請廢除官委和間選制度。對此，徐偉坤認為，示威者當中有政改訴求的，實際上僅一百幾十人。如何詮釋這個數字？他不假思索回答：「很簡單，代表澳門人滿意這個制度！」

事實上，澳門反對聲音小，與當地的特殊社會結構息息相關。全澳63萬人口，扣除17萬外勞僅46萬人，土生土長的只佔一半。接觸澳門人，最常聽見他們口邊掛着「澳門很小，個個都識」，這座小城是一個「我識你，你識他，他就識我」的三層人際關係網，拋頭露面抗議一定會被點相。

而澳門大部分人在政府、賭場或中資機構工作，衝擊體制或權貴利益，無疑是自砸飯碗，所以習慣啞忍。加上官方喉舌主導澳門媒體，輿論不及香港多元化。

相比香港人，澳門人確實較為政治冷感。澳門大學政政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澳門的民主土壤較弱，幾千個社團中，許多為幽靈社團，選舉時才突然出現，未如香港有不同團體就各樣公共議題發聲。

他說，澳門人的抗爭，大多是從個人經濟利益出發，就算是民主派，也是沿用舊社運模式，以利益為主軸，去指出制度之不公，解決利益分配所產生的政策問題，未能提出新論述。「澳門沒有價值觀，這麼抽象的東西，大學生也不會深究罷！」

派錢維穩 掩蓋制度漏洞

他坦言，澳門社會發展程度仍然落後。「你問澳門人民主好不好？他們一定不反對，但如果會觸怒北京而影響到澳門的經濟，那就先不要了。香港人『渴望心中富有』，但是澳門人仍然停留在生存、物質方面。」

澳門政府也慣用物質思維解決民怨，派錢維穩。余永逸說：「回歸後，澳門政府在福利上做得狠過香港，一擲千金，但其他方面不作為。香港人見澳門福利多就眼紅，其實是澳門用制度無法解決，就用錢買時間。」福利遮蓋了政府的真實能力，一旦經濟放緩，體制問題將現形，民怨繼續累積，儼如計時炸彈。

這是殖民時代遺下的歷史死結。港英政府推行法治，建立完善的行政體系，執法嚴謹。澳葡政府不講法治，管制鬆散，市民得不到法律保障，就只能投靠社團。

余永逸表示，澳門今日還在討論法律改革，「政府自己都對法律有不同理解！在澳門，不守規矩也可以的，常常講人情味，但被人濫用，就令社會腐敗。」

他指出，相比腐敗的澳葡政府，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有所提升，只是市民的期望也提高了，當局沒有比社會行快一步，去收窄鴻溝。過去十數年經濟起飛，中產階級冒起，澳府再難以在用簡單的派福利去解決問題，爆煲風險愈來愈大。

新生代萌芽 料十年後收成

新生代也成變革力量。余永逸表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大學生關懷社會，發起學運，造就了今日的民主派。香港當時已有學貸，大學生可以投入校園活動。反觀澳門學生要自費升學，做兼職的風氣盛行，很少人待在學校，但數年前澳門開始有學貸，學生能參與校園活動。

他觀察到，新一代參與意識有所提升，例如今屆澳大學生會提出要監督校方發展。此外，近年外資湧入澳門，中資機構不再主導市場，減輕了年輕人參與社會事務的顧慮。
他直言，澳門的公民社會剛起步，需要長時間醞釀，估計未來10至15年是重要時期。「尤其內地和澳門經濟轉差，政府如何回應？政府一犯錯，就會推一些人出來。」

中央對港硬 拖慢澳門民主化

新澳門學社老臣子吳國昌，自1992年起連任五屆直選立法會議員，二十多年來為民主播種。他一直希望香港真普選能推動澳門政改，但本港局勢令他大失所望。「本來不用等10年，可以通過政改去推動澳門人的民主參與，但現在只能等人口結構的自然演變，等多些年輕人出來。」

九十後蘇嘉豪有同感，指出中央對港政策有變，澳門首當其衝受影響。「你可以話我自私，但香港不行，澳門也不行。我們面對的對手很強大，是國家機器。香港過去30年已經循序漸進，你們的公民社會，是我們的學習和參考對象，香港人值得有真普選。」


——原文載於2015年4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