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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9日 推介文章

香港十大矛盾 林鄭心腹之患

行政長官在香港定位有獨一無二的角色,林鄭月娥這一屆政府要怎樣為香港定位?要回答這個問題,她必須先認清香港當前的問題,對症下藥。在本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應該可以看出一個端倪。

撰文:莊梓  時事評論員

10月有兩件大事,一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10月11日發表她首份《施政報告》,二是10月18日中共召開十九屆全國黨代表大會,習核心進一步鞏固權力,並部署安排他的接班人。兩件事當然是有關的,北京的權力布局和國策綱領是大氣候,將會直接影響香港未來幾年政局的小氣候,林鄭月娥任內,除了要緊跟習核心的治國步伐,更要落實中央的兩大策略,就是「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地方小,但能量大,儘管很多愛國人士經常踩香港,認為香港佔全國的GDP比例不斷下降,位置已無足輕重,港人宜好自為之。這種看法不但錯,而且是大錯,香港對未來國家的發展仍然具備不可取代的作用,在習近平的中國夢、民族復興雄圖大略中,香港能發揮的作用極為關鍵, 任何一個大陸城市都取代不了香港的地位,港人毋須妄自菲薄。

香港未來取決於三因素

香港的未來,取決於三個因素,首先大陸的政經發展能否保持穩定;其次是香港如何定位,為習近平的中國夢作出貢獻;其三是特區政府如何解決香港的內部矛盾,理順各種關係,繼續成為全國不可取代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三個因素之中,行政長官在香港定位和解決本地內部矛盾方面都有獨一無二的角色,林鄭領導下的特區政府,能否帶領香港克服各種困難,令香港重拾昔日光輝,她在10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應該可以看出一個端倪。

林鄭月娥上台之後,致力擺脫「梁振英2.0」的意圖十分明顯,研究重開政府總部廣場、廢中策組的人事任命權,都擺明要撥亂反正,與梁振英的施政切割。其實,林鄭月娥與梁振英「分道揚鑣」,還有更重要的一節,就是有關香港的定位。林鄭今年7月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時,明確表示「香港不應局限做超級聯繫人」。所謂「超級聯繫人」的說法是梁振英任內所「創」,用以描述香港與內地合作時扮演的角色。

林鄭致力擺脫「梁振英2.0」

據《聯合早報》的報道,林鄭月娥「首次提出,香港不應局限做超級聯繫人,還要做投資者及營運者;……上任後作風及言行均與前特首梁振英明顯不同的林鄭月娥,在回答《聯合早報》提問時,強調她絕少說『超級聯繫人』這五個字。……我(林鄭月娥)覺得香港已經不只做聯繫人。聯繫人即是將大陸經濟和海外聯繫起來,現在我們是很有條件,在海內外做投資者。她說,香港還有第三個功能──營運者,例如港鐵公司已在海外興建或營運鐵路。」

「超級聯繫人」是什麼意思?翻查記錄,梁振英沒有作過專門解釋,他在訪問或演講中經常引用的例子如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在港成立幹細胞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學院在香港成立創新中心,就是「超級聯繫人」的範例;據梁振英說,這些機構選擇來香港,是因為香港有語言、法治、知識產權保護及國際化生活環境;到了大規模生產就有整個珠三角作為生產基地。按此說法,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其實具備「跑腿」和「中間人」的功能,為科研機構提供辦公地點,方便它們進入大陸。超級聯繫人的英文譯法是Super-connector,聯繫、連接各方,香港的功能和價值就僅在於此?聯繫人之上冠以「超級」,看來是虛張聲勢多於任何實際意思;以前有說香港是中國的窗口(Gateway),言簡意賅,又何須「升格」為「超級窗口」?

香港定位為「聯繫人」是死路

把香港定位為「聯繫人」,其實是自貶、降格,長遠而言更會把香港空洞化,掏空了我們的價值和作用,明眼人都知道這個定位是「死路一條」,提出這個定位的人,顯然是志大才疏之輩!香港金融市場為內地集資數以千億計,協助國家成功令國企轉型;香港的貿易、物流,貨櫃碼頭、國際機場,是香港充分發揮自由貿易、自由港能量的重要資產,接駁全世界,香港的角色包括營運、提供服務,為整個生產鏈增值,何止於當個「聯繫人」!林鄭月娥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能指出其前任的缺失,既有勇氣,也有識見。

林鄭月娥這一屆政府要怎樣為香港定位?要回答這個問題,她必須先認清香港當前的問題,對症下藥;當前香港的問題,筆者認為集中在十大矛盾。

「十大」之首,是「一國」和「兩制」的「矛盾」。習近平今年 7月1日訪港,在公開發表的演講中,習表示「『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這是官方說法,現實卻是香港人期望「兩制」能有更廣闊的空間,「一國」賦予中央的權力,盡量保留在國防和外交範疇,其他範疇的權力,應該都由香港行使。這種近乎「剩餘權力」的說法,已被北京明確否決:香港沒有剩餘權力,香港擁有的權限,都是由中央授予的,中央不給,香港就沒有。未來五年,「一國」和「兩制」的矛盾將聚焦在反港獨、23條立法以及重啟政改(普選行政長官)的議題上,特區政府不容易處理。

第二,是大國崛起和香港定位之間的矛盾。20年前解決香港回歸,北京提出「一國兩制」,潛台詞是內地發展水平比香港低,香港起碼可以在50年內保留自己的資本主義制度,讓內地逐步發展,到了兩地的生活水平差距接近,「兩制」之間的磨擦就會得到緩和。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內地高速發展,尤其2000年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大陸的外貿和經濟體積迅速增長,接通了全球的經貿聯繫網絡,香港過去中間人及轉運站的角色開始沒落,到了2003年沙士一役,內地反過來以CEPA、自由行等政策「救港」,從此香港的「優越性」消失,反過來要靠內地的政策傾斜來照顧。

內地大國崛起的自信,催生了不少認為「香港已無足輕重」或「香港要靠內地才能生存」的論調,然而在香港人眼中,大陸崛起表現出來的卻是財大氣粗,加上腐敗、專制、造假等不良風氣充斥,其實遠遠不如香港的文明開放。本地年輕一代對大陸的抗拒,還有不少切身問題例如讀書、搵工等等,對內地的黑暗面「睇唔順眼」,引起的具體的問題,就是「人心未回歸」。

第三、是國際化和中國化的矛盾。回歸初期,香港曾經以中國的紐約自居,後來有內地媒體「指正」,說上海才是中國的紐約。然後,有人說香港其實是中國的芝加哥,或說香港應該像溫哥華、瑞士, 是國際大都會,不能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但北京的盤算,是希望香港跟廣東融合、與大陸周邊城市形成一小時生活圈……。這種要香港「融入」大陸的說法,成為本土派的針對對象。

習近平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有人認為是把香港和惠州、東莞等放在同一層次,香港將會漸漸失去國際都會的光采。香港在未來「全國一盤棋」的布局中如何定位,將是林鄭政府的一大難題。

第四,是自由經濟和政府主導的矛盾。英治年代,港英政府曾經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盡量不插手市場,只負責基本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和維持市場秩序。隨着本地經濟發展水平日高,社會上不時有呼聲要求政府要帶頭發展經濟、扶助產業,扮演更積極角色,然而一直為港英政府婉拒。

回歸之後,首任特首董建華展示大有為作風,希望在創新科技、環保等方面加大力度發展、主動扶助產業,但工作還未開展,即遭遇前所未見的亞洲金融風暴,一切大計都要默然終止。到曾蔭權接任特首,委任了「經濟機遇委員會」提交報告,主張香港發展六大支柱企業,但到了梁振英任特首年代,六大支柱即遭棄置,原規劃做私立大學的皇后山被「徵用」作興建住宅,產業發展大計又再泡湯。

——節錄自十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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