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今天看將來2047年的轉變，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融合並不樂觀，大中華內部三個層級出現了問題，皆因過去港英當局都是刻意把香港定位在本地，故意淡化與國家（中/英）的關係。

撰文：陳明銶  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傑出專家

通過觀察歷史經驗及文獻紀錄，聚焦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突出角色，筆者認為「大中華） （Greater China）基礎理念，對香港歷史發展具備重要性，所以建議把「大中華」理念有序地滲入香港的本地研究，並從更廣泛意義，探討香港歷史教研所展示之香港與中國內地在全球、區域、國家、地區及本地的多層次論述。

以下是筆者在1960-66年自身體驗歷史課程教學的十點關鍵觀察：

第一，港英官方所規劃的中學歷史科及公民科課程方向及教材，把香港本地身份及角色定位為一個自由港、經濟城市和國際運輸樞紐，甚至更是東西文化滙聚平台，但似乎小心謹慎地刻意避免官式的國家級標籤，刻意避免把香港的地方身份放在中國國家級層次級別框架上，作出各種的論述，即是「非國家化」和「非中國化」。

對外交流以城市身份為主

第二，港英政府推動的主流訊息，是極力避免把香港的政治行政定位與國家級別作直接掛鈎，反而只是顯示香港的特殊性──所謂中西交集、華洋雜處、多元化及享有高度自由的國際城巿。當然在英殖民地政權管治下運作，香港並非是中國的城巿，但亦不是真正的英國本土城巿。雖然英文是官方語言，但香港居民90%以上人口是華人，當中大部分人不能夠流利運用英語，而是以中文（廣府話方言）為日常生活基本語言。甚多時候香港對外交流，以城巿身份為主。所以，當時香港市政局參與亞洲城市交流、展覽等，都避免出現包含所謂國家主權問題的身份定位。

殖民地身份沒有道德正義

第三，二次大戰後，很多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地區謀取獨立，包括英治的印、巴、緬、新、馬等，日治的韓國，日治的台灣則歸還中國，法屬越南、柬埔寨、寮國及荷屬印尼，所以殖民地身份在國際政治上非「端莊名詞」，有不正當與不道德的含意。雖然港英官方在1967年前常以 『英國皇家殖民地』（British Crown Colony）來形容香港的官方地位，但香港的英治殖民地身份始終沒有歷史道德正義，令現代香港在國際政治上並不光彩。所以，港英政府是轉移視線，盡量避免將香港與國家層面掛鈎。

第四，當時英治香港與中國關係也是微妙、尷尬、敏感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取代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執政，1950年1月英國正式承認北京當局，但英國兩面手法外交，維持英國駐中國台灣省淡水鎮的領事館，所謂尊重歷史遺留下的聯繫機構，直至1972年。（英日1902年建立同盟，英國在淡水鎮設立領館，1945年戰後，英領事館恢復運作。）1972年之前，北京與倫敦只維持代辦級別的外交關係，並不是大使級。很大原因是在台灣淡水仍有英國的領事館。所以，倫敦與中國不同的政權（北京、台北）有特殊官方關係，而香港與唯一的陸上鄰居又是經濟主要夥伴（廣東省），只能夠維持鄰居地方性交往，並不希望變成為國家級中英官方關係的問題，甚至粵港之間大小摩擦或交往都是以跨境式鄰居化的層次處理。

對大中華左右派鬥爭敬而遠之

第五、香港不能完全避免捲入國共兩黨鬥爭，公民科盡量不提1949年之後這種關係，但無奈港英被拖下水。1956年，香港本地國民黨祝「雙十節」掛旗事件引發暴動；1967年，香港左派受中國大陸文革極左思潮影響，爆發工潮，引發歷時5個月的暴動。所以，中國是港英既敏感又尷尬的地方，香港也是中國左右派鬥爭中敏感又尷尬的地方。港英當局以及本地華人社團心知肚明，對所謂大中華左右派鬥爭敬而遠之。

第六，在社會文化層面，英治香港提升本地文化，成為與鄰近地區（即嶺南文化，包括廣東、廣西、福建）更高層次的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滙。香港享有言論自由，作為國際傳播通訊中心，港英甚至以「西方化/國際化」沖淡英國作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角色，所以，自回歸前直至今天，香港被宣傳為「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並不能簡單地解讀為世界級的亞洲國際城市，目的是避免英國和中國尷尬。而在經濟運作層面，港英也對外多宣示香港國際港口對遠東經濟等正面貢獻：香港「走出去」與東南亞（與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東亞（東京、漢城(現稱首爾)）交流，甚至再上一層樓，橫跨太平洋，成為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海空運輸的樞紐，造就香港經濟盛況。香港亦同時是中國對世界/世界對中國的重要窗口，這也促成了香港成為周恩來於1957年開辦廣州春、秋交易會，目的就是利用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角色與外界交往，香港是中國走向世界（中國內地的經濟項目、資本、技術）和世界了解中國最合適的國際超級平台和聯絡樞紐。

第七，在英殖管治下，香港是被英國安排參與國際事務，例如1914年一戰爆發時，在香港的德國、奧國僑民受到管禁。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英國為中立國，所以香港報紙要開天窗避免侮辱中國的敵人日本（但日本非英國的敵人）。1950年韓戰爆發，英國從駐香港英軍中抽派士兵去南韓參戰。後來聯合國因為中國參戰，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制裁，英國亦跟隨制裁禁運，戰略物資不許運往中國大陸。

英國是西方群雄之一，但不照顧港粵關係。二戰後香港適逢其會，雖然缺乏本地自然資源，但是有豐富低成本的技能勞動力，香港的經濟生存，必須走上工業化和發展服務業之路，藉英國的西方同盟關係，用於國際舞台上構建實質的聯繫，在經貿、社會和文化上帶來更大交滙拓展空間。另方面，香港雖然掛着英聯邦資格，但當時香港華人學生去英國讀大學，需要繳交海外生學費，並無英屬地居民的優惠。

越南難民問題受倫敦指使

第八，1975年美國在越戰敗退，越南船民湧入香港，困擾香港長逾20年的越南難民問題，也是受到倫敦指使，香港被迫收留數以萬計的越南難民。香港出現越南難民問題源於1979年，當年英國簽署處理越南難民問題的國際公約，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變了難民「中轉站」，不少越南難民湧港以求移民他國。

1987年初，全體香港立法局議員致函英首相，措辭強硬對英國處理滯港越南難民的失敗表達失望，要求英國以身作則，採取具體措施去處理越南難民，並指出其他協助收容難民的國家亦以英國接收滯留難民名額減少，作為拒絕收容滯港難民的理由。港府1988年提出遣返政策，區分「難民」及「船民」及實行自願遣返等。至回歸後，香港於1998年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香港最後一個越南難民營在2000年關閉。

其實，香港對收留難民有豐富經驗。災難，戰爭和內戰使許多中國大陸難民湧入香港，如當年太平天國之亂，從廣東湧入難民；1937-1941年日本侵華和1948-1950年國共內戰，有大量大陸難民逃來香港；1962年中國大陸鬧飢荒，亦有大批難民偷渡來港。所以，香港當年面對越南難民潮也能處變不驚。

第九，由於香港獨有的特殊的地理、社會和文化環境，長久以來，建構了一個獨特的歷史角色。所以經歷1967年暴動後，翌年港英殖民地政府即展開推行福利政策：本地社會工程。地方政策和福利受到重視。

1980年《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回歸後要重新國家化，擺脫英殖統治，尤其是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容許港商投資，中國實力提升，香港的重新國家化出現新局面。可惜2003、2014年的政治風波，令香港重提本土，與珠三角的交接出現變化，國家級的轉化產生不協調。由今天看將來2047年的轉變，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融合並不樂觀，大中華內部三個層級出現了問題，皆因過去英殖香港太重視環球角色身份，故意避免和忽略，失去了國家/地區/本地多層次的自我戰略定位。從這個深層次探討，才能反映了英殖政治的弊端，才能更突顯英治香港的政治文化中這種缺陷。後殖民時代的香港人如何才能追回重拾這種多層次的自我戰略定位？

第十，英殖管治的香港絕非民主地區，但香港是享有多元化自由的城巿。在東西方冷戰的 1950-70年代，香港正好被英國主要盟友美國宣傳為「亞洲的西柏林」（The West Berlin of Asia），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盟國自身反共產主義立場和香港作為殖民地華人城巿的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它在宣傳和促銷香港本土身份為「一個自由但沒有民主的社會」，在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模式下享有經濟高增長和繁榮，與共產主義紅色中國的物質貧困、落後和發展不足形成鮮明對比。

「獅子山精神」回歸後走向衰落

後來在1980-1990年代的殖民日落時期，見證了一個新崛起：以「獅子山精神」為代表的香港主流意識形態，這實質上是帶有明顯的自由市場經濟意味的，其背後的價值可概括為社會機會平等與經濟自由放任。可是這「獅子山精神」意識形態，在回歸後的香港正走向衰落與消亡，但後殖民時代香港的新主流意識形態卻尚未形成，導致港人在精神面上的空虛與迷失，以及社會的空轉與政治亂局。

總括而言，回看我中學時所讀的歷史教材，當局都是刻意把香港定位在本地，故意淡化與國家（中/英）關係。反而特別重視國際化包裝，而忽視鄰近地區的交往，從而影響了日後香港華人學生的國家民族認知及歸屬感等正面感受。

過去三年香港極複雜的政治社會情緒，反映了「本地」意識增強的現象與民粹主義激進化的社會風氣抬頭，已造成香港內外因素交相影響的政治緊張局面。遺憾的是，新世代本地華人的身份認同基礎和方向，好像前港英管治下的歷史科及公民科課程一樣，存在諸多令人疑惑之處，特別是嚴重缺乏國家/地區/本地多層次互動的論述及「大中華」理念的分析框架。

筆者對今日所謂激進「香港本土」之觀點立場，所引發的政治大氣候，大環境形勢的轉變，其所具之歷史意義，並特別就香港歷史教研的新發展趨勢，及所反映歷史學者本身定位問題，不無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