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銶 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杰出專家

2016年12月1日「香港的歷史與社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題演講

我樂於和大家分享回顧香港歷史教育經驗。我首先會對在對1960-1966年間, 本人在香港的中文中學, 所讀的中國歷史及公民課 (當時沒有通識科) 有關香港的課題所作的勾劃, 希望從中討論中國歷史與香港研究的幾個問題。由於當年尚未有大型群眾運動 (如1967騷亂) ，導致英殖管治的香港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內地，還未引發種種直接磨擦衝突，我中學時代所見的香港政治環境可以說是比較少風浪的舊歲月。但現今檢視當年我自身所體驗的學校開授之歷史科及公民科課程，其所介紹及描述的香港歷史演化, 實在有些特別，請容許我在此探討昔日香港的歷史教育,作幾點香港舊時歷史的學術研究探索, 或許可視之為懷緬過去並具參考價值的港人集體回憶。

全球、區域、國家、地區及本地的多層次重叠論述 因為中國內地與香港有着不可分割的地緣和血緣緊密關係，兩地的社會文化有極廣闊深切全面的互動，本文以多元的觀點角度和充分客觀的標準介紹分析, 綜合觀察中國歷史與香港歷史,在學術研究和課程傳授的重要課題上的極直接關連。

筆者通過細心觀察過去的歷史經驗及文獻紀錄，聚焦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突出角色，從而積極主張推動把「香港因素」(Hong Kong Factor) 系統化的融入中國近代史之教研工作。筆者更長期認為「大中華] (Greater China) 基礎理念，對香港歷史發展方向有極端的重要性，所以鼓吹把「大中華」基礎理念有序地滲入香港的本地研究, 並且值得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探討香港歷史教研中所展示之中國內地與香港在全球、區域、國家, 地區及本地的多層重次重叠互動論述, 這些都有利於改造和拓展中港歷史新整合課程的性質和理念, 以深化香港社會對兩地互動的溝通和思考，並以此可發展成香港歷史教研的新篇章，在某程度上亦會適當地加強年輕一代正確地對中國國情及香港特區區情的關注學習及了解認知。

由於多種多樣，各有說法的原因，似乎今天一旦涉及本土問題討論, 便成敏感地帶, 於是愈受關注，所以關於書寫本土歷史的學術討論, 十分缺少。以下是筆者想與大家分享回顧 1960-66 年歷史課程教學的十點關鍵觀察:
第(1) 當時港英官方所規劃的中學歷史科及公民科課程教學方向及教材, 將香港這個所謂“本地/我城”身份及角色放在比較特別的自我定位上，把香港本地身份及角色定位[對外化]/[ 國際化]為一個自由港，經濟城市，國際運輸樞紐，即是遠東/東亞/東南亞等重要港口城巿，甚至更是東西文化滙聚平台，但似乎小心謹慎刻意避免官式的國家級標籤，直接肯定香港本身城巿定位。在政治或行政歸屬上用地理範圍或對外互動的角色功能投向對像，刻意避免把香港這地方身份放在中國國家級層次級別框架上, 作出各種的論述, 即是 [非國家化] 和[非中國化] ，由此禍及下一代。

第(2) 當時港英政府推動的主流信息, 是極力避免把香港的政治行政定位與國家級別作直接掛鈎，反而只是顯示香港的特殊性--所謂中西交集. 華洋雜處，多元化及享有高度自由的國際城巿。當然在英殖民地政權管治下運作，香港並非是中國的城巿，但亦不是真正的英國本土城巿。雖然英文是官方語言，但香港居民90%以上均是華人，當中大部分人不能夠運用流利英語，還是以中文(廣府話方言)為日常生活基本語言。甚多時候香港對外交流，以城巿身份為主。所以，當時香港市政局參與什麼亞洲城市交流、展覽等，都避免出現包含所謂國家主權問題的身份定位。

第(3) 因為二次大戰後，很多西方及東方帝國主義者殖民統治下地區都謀取獨立，包括英聯邦成員國(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治的韓國，日治的台灣則歸還中國, 法屬印支半島(越南、柬埔寨、寮國), 荷屬印尼等等，所以殖民地身份在國際政治上非端莊名詞，有不健康、不正當與不道德的含意，雖然港英官方在1967年之前常以 『英國皇家殖民地』(British Crown Colony)來形容香港的官方地位，但香港這個英治殖民地身份始終不是什麼光彩，有歷史道德正義，堂而皇之的宣傳之事，反而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惡果，令現代香港在國際政治上並不光彩。所以，港英政府是轉移視線, 儘量避免將香港與國家層面掛鈎。

第(4) 當時英治香港與中國關係也是微妙尷尬敏感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取代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政權，1950年1月英國正式承認北京當局，但英國兩面手法外交，所謂尊重歷史而遺下的聯繫機構在台北市郊淡水鎮，維持英國駐中國台灣省淡水鎮的領事館，直至1972年為止。(因英日友好,1902年建立英日同盟 Anglo-Japanese Alliance，英國在淡水鎮設立領館，1945年二戰後，英領事館恢復運作。) 1972年之前，北京與倫敦只維持代辦級別的外交關係，並不是大使級。很大原因是在台灣淡水仍有的英國領事館。所以，倫敦與中國不同的政權(北京、台北)有很特殊官方關係，而香港是唯一的陸上鄰居又是經濟主要伙伴(廣東省)，只能夠維持鄰居地方性 (local) 交往，並不希望香港變成為國家級中英官方關係的問題，甚至粵港之間大小摩擦或交往都是以跨境式鄰居化的層次處理。

第(5) 其實香港不能完全避免中國內戰的國共兩黨鬥爭，公民科盡量不提1949年之後這種關係，但無奈何港英被拖下水。1956年, 因香港本地國民黨祝雙十節掛旗事件引發騷動；1967年,香港左派受中國大陸文革極左思潮影響,工潮引發歷時5個月的騷動。所以，中國是港英既敏感又尷尬的地方,香港也是中國左右派鬥爭中敏感又尷尬的地方。港英當局以及本地華人社團心知肚明，對所謂大中華左右派鬥爭敬而遠之。
第(6) 在社會文化層面，英治香港是以提升本地文化，成為與鄰近地區(即嶺南文化，包括廣東、廣西、福建),更高層次的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滙,香港享有言論自由,作為國際傳播通訊中心，港英甚至以中華文化的『西方化/國際化』沖淡英國作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角色，所以，自回歸前直至今天, 香港也是被宣傳為亞洲國際都會(Hong Kong, Asia’s World City) ，並且不能簡單地解讀為世界級的亞洲國際城市，目的是避免英國和中國尷尬。而在經濟運作層面，也對外多宣示香港國際港口和遠東經濟等正面供獻。『走出去』國際區域性,東南亞(與馬來西亞，新加坡)至東亞交流(與東京、漢城)，甚至再上一層, 橫跨太平洋(TransPacific), 成為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海運和空運的樞紐，造就了香港的經濟盛況。香港亦同時是中國對世界/世界對中國的重要窗口.這也促成了香港成為周恩來於1957年開辦廣州春交會和秋交會 (Canton Trade Fair)，目的就是利用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角色與外界交往，是中國走向世界(中國內地的經濟項目、資本、技術)和世界了解中國最合適的國際 『超級聯絡人』。

第(7) 在英殖管治下，香港是被英國安排參與國際事務，例如1914年一戰爆發時, 在香港的德國、奧國僑民受到管禁。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英國為中立國，所以香港報紙要開天窗避侮辱中國 (但非英國) 的敵人日本。1950年韓戰爆發，英國在駐香港英軍中抽派士兵去韓國出戰，後來聯合國因為中國參戰，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制裁,英國亦跟隨制裁禁運，戰略物資不許運往中國大陸。英國是西方群雄之一，但也不照顧港粵的關係。二戰後香港適逢其會，由於缺乏本地自然資源，但是有豐富低成本的技能勞動力, 香港的經濟生存, 必須走上工業化和發展服務業之路, 借英國的西方同盟關係, 用於國際舞台上構建實質的聯繫，在經貿、社會和文化上都帶來更大的交滙拓展空間。另一方面，香港雖然掛著英聯邦資格，但當時香港本地華人學生去英國讀大學，需要繳交海外生學費，並無英屬地居民的優惠。

第(8) 1975年美國在越戰中敗退，越南船民湧入香港，困擾香港長逾20年的越南難民問題, 也是受到倫敦指使，香港被迫收留數以萬計的越南難民。香港出現越南難民問題源於1979年，當年英國簽署處理越南難民問題的國際公約，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變了難民「中轉站」，不少越南難民湧港以求移民他國。1987年初，全體香港立法局議員致函英首相，措辭強硬對英國處理滯港越南難民的失敗表達失望，要求英國以身作則，採取具體措施去處理越南難民，並指出其他協助收容難民的國家亦以英國接收留難民名額減少，作為拒絕收容滯港難民的理由。至回歸後港府1988年提出遣返政策，區分「難民」及「船民」及實行自願遣返等。至回歸後, 香港於1998年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香港最後一個越南難民營在2000年關閉。其實，香港對收留難民有豐富經驗。災難, 戰爭和內戰使許多中國大陸難民湧入香港, 如當年太平天國之亂，從廣東湧入難民；1937-41年日本侵華和1948-1950年國共兩黨內戰,有大量大陸難民逃來香港。1962年中國大陸鬧飢荒，亦有大批難民偷渡來港。1967年的左派騷動和1997年的回歸問題，驅使許多香港居民遷移到海外。所以，香港當年面對越南難民潮也能處變不驚。凡此種種中國和國際事務, 制造了香港很多身不由己的外關係壓力和本地、中國及全球的難民/移民問題。

第(9) 由於香港獨有的特殊的地理、社會和文化環境，長久以來，建構了一個獨特的歷史角色。所以經歷1967年騷動後，翌年港英殖民地政府即展開推行福利政策：本地社會工程。地方政策和福利受到重視。1980年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回歸後要重新國家化，擺脫英殖統治，尤其是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容許港商投資，中國實力提升, 香港重新國家化出現新的局面。可惜2003, 2014年的政治風波，令香港重提本土，與珠三角的交接出現了變化，國家級的轉化出現了不協調，由今天看將來2047年的轉變，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融合並不樂觀，大中華內部三個層級出現了問題，皆因過去英殖香港太重視環球角色身份, 而故意避免和忽略, 卻失去了國家/地區/本地多層次自我戰略定位。從這個深層次探討，才能反映了英殖政治的弊端，才能更凸突顯了英治香港的政治文化中這種缺陷。但現在後殖民時代的香港人如何才能追回重拾這種多層次的自我戰略定位?

第(10) 實際上,英殖管治下的香港絕非民主地區，但香港是享有多元化自由的國際城巿。 在上世紀東西方冷戰的 1950-70 年代，香港正好被英政府的主要盟友美國宣傳為 『亞洲的西柏林』(The West Berlin of Asia),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盟國自身反共產主義立場和香港為殖民地華人城巿的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這冷戰心態隱藏議程, 在宣傳和促銷香港本土身分為 [一個自由但沒有民主的社會，在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模式下享有經濟高增長和繁榮] 與 [共產主義紅色中國的物質貧困,落後和發展不足]進行銳利的比較和對比。後來在1980-1990年代的殖民日落時期, 見證了一個新崛起, 以『獅子山精神』為代表的香港主流意識形態, 這實質上是帶有明顯的自由市場經濟意味的，其背後的價值可概括為社會機會平等與經濟自由放任。可是這『獅子山精神』意識形態，在回歸後21世紀的香港正走向衰落與消亡，但後殖民時代香港的新主流意識形態卻尚未形成，導致港人在精神面上的空虛與迷失，以及社會的空轉與政治亂局。

基於全球民主化趨勢和香港人的民意基礎, 香港是在英國殖民地政府準備撤出時才開始進行民主改革。當時希望回歸後可進一步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基本法》的基礎上構建簇新的香港 [一國兩制] 政治制度，有史無前例的機會發展創新民主，故此香港本地民主的經驗尚淺。而香港目前面對的政治困局---年輕人對現狀不滿的激進化、本土化和行政機關施政舉步維艱等---西方民主國家已經歷過的必然民主進程,並非香港獨有。隨着社會公義成為香港特區大眾共識和人心所向,這有望成為香港新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的時候，可以構建出一個怎樣的政局及未來。一眾尚待革新的政治力量亦將會朝這方向改革，建立促進社會公義的理念及論述。新的中國近代歷史與香港歷史整合課程,可以幫助加強香港年輕一代對中港密切關係的了解認知,提供非常關鍵的信息及有高度準確性/可靠數據的歷史事實基礎。
總括而言，回看我中學時所讀的歷史教材，當局都是刻意把香港定位在本地，故意淡化與國家(無論英國或中國)關係。反而特別重視國際化包裝，而忽視鄰近地區的交往，從影響了日後香港華人學生的國家民族認知及歸屬感等正面感受。在過去三年來香港極複雜的政治社會情緒中,反映了“本地”意識增強的現象與“我城”民粹主義激進化的社會風氣抬頭, 已造成香港內部和外部因素交相影響的政治緊張局面。遺憾的是, 新世代本地華人的身分認同基礎和方向,好像前港英管治下(但現已過時且失效)的歷史科及公民科課程一樣，存在諸多令人疑惑之處, 特別是嚴重缺乏國家/地區/本地多層次互動的論述及「大中華」理念的分析框架。筆者對今日所謂激進「香港本土」之觀點立場, 所引發的政治大氣候,大環境形勢的轉變, 其所具之歷史意義，並特別就香港歷史教研的新發展趨勢, 及其所反映歷史學者/中國歷史與香港歷史教科書編著者/歷史教育工作者本身定位問題,不無感慨。

綜觀過往歷史，中國近代歷史與香港歷史在重要的課題上有直接密切的關連。過去至今香港與內地的密切互動關係，香港作為世界重要的經濟城市，所謂「香港本土」的種種，通常都不能避免與中國內地有極直接關係，當然亦自然地牽涉到中華民族/國家團結和中國與海外/國際關係的含意。筆者以多元化的觀點角度和秉持著的核心價值立場，積極推動「香港因素]緊密深切融入本地的中國歷史教育工作, 亦強烈鼓勵構建香港研究更全面充分之「大中華] 理念的論述基礎,取各家所長去避各家之短，拓展新的中港歷史整合課程,可以加強年輕一代對含有國際角度與大中華因素的[中國國情]和[香港區情]的學習及認知。

香港史與中國近代史的密切關連 許多中國和海外的中國歷史學者/教師，在他們研究成果著述和講授歷史科目課程時，通常以1839至1842年的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始。雖然意識形態、黨派立場、研究方法、觀念理論有異，但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劃分時期的分水嶺，可說是中國內地與海外華人學者和國際學術界的長期共識。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開展了中國對外關係最陰暗悲慘的「不平等條約」的一個世紀。《南京條約》其中一個重要條款，正是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成為它的殖民地。這條約亦演變成清廷嗣後七十年間無能戰敗、割土求和、喪權辱國的應付列強侵略的外交模式。換而言之，香港的近代歷史，不獨是1841至1997年英國殖民地統治期的本地歷史，更是英帝國主義侵華歷史具體表徵。從歷史學術教研而言，香港歷史至少在六方面與中國近代史佔極其重要的課題有直接關系:：

一、香港和中國內地，尤其廣東省和東南沿海地區，在地緣、經濟、文化、人口流動與社會網絡均有緊密的關係，所以香港歷史是整個華南區域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中國不少重大的變革和中外衝突，如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晚清改革派、革命黨領導人物的主要活動及思想源起，國共兩黨的第一次統一戰線和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都以粵垣和香港作為歷史舞台，是發揮外來勢力對中國影響的重要渠道。

二、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制度，始自割讓香港的1842年《南京條約》，九龍半島的割讓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北京條約》的產品。1997年主權回歸的歷史伏線就是在1898年簽訂的新界租約，這正是英國利用其國際政治優勢，對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反響（隨着俄、法、德三國藉迫日還遼的行動)，乘機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是英國以其為在華最具實力的列強身分，趁火打劫，也要求分一杯羹的索償品。事實上，西方列強對近代中國的侵略，其壓迫程度之嚴重，滲透範圍之深遠和霸權維持時期之長久，以英帝國主義為最甚。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尤其在中國海疆的政治、軍事、經濟、交通的重鎮，自然成為中英衝突的前線和爭議的焦點。遠自1856年「亞羅船事件」演變成第二次鴉片戰爭，1920年代兩次大罷工 (1922年海員罷工和 1925-26年的省港大罷工)，至1948年九龍城寨風波導致廣州沙面英國領事館被焚燒等歷史里程碑，可見香港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的一個縮影；而香港華人過往一百多年的反英殖和愛國群眾動員則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重要章節。自1937年夏至1941年冬香港淪陷前，中國對日本抗戰初期，國內各種團體和人物利用香港為中立地區之方便，進行愛國活動，而1942年至1945年間以新界及珠三角地區為地盤的[東江縱隊]抗日事跡，更是香港華人愛國歷史的光輝片段。
三、近代香港的發展，由英治初期人口逾萬的海島漁村小社區，至現今七百多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亞太經貿金融運輸通訊樞紐，是極其重大的發展轉化成果。雖云這近代香港的成功故事是在英殖民地政權的典章制度和重商政策下所形成的，但一直以來香港基本上始終是一個華人社會，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國內地和海外華人的資源、人力、市場，故絕對是一個華人城市和華人經濟體系成功發展的歷史經驗，在中國近代社會和經濟的現代化改革開放的歷史研究，香港的特殊典範當然應佔一極重要的地位。在某一層面來看，香港可被視為一個出色的「經濟特區」，可與近代上海和其他租界商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作比較研究，相互輝映。
四、香港自1841年在英殖管治至1997年回歸中國之一百五十多年期間，大量投入資源發展市政建設，各項填海移山闢地工程、公共房屋、新市鎮、集體運輸網絡等重大基礎設施的策劃、興建、營運，均是令香港被視為全中國最現代化大城市的「硬體」（hardware）基礎。但香港長期在外國殖民地管治下的中外交流的文化意識，亦使香港市民與中國內地城市居民在心態、世界觀及價值的取向有不同差異。這種「軟體」（software）上的差距，也造成香港都市文化的某些特色，甚至有國際學者把香港視為「西方列強在中國所設立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久」（至1997年，比西方各國在華租界均於1941/1945年終止，多了半個世紀）的「超級租界」。所以香港的特殊城市發展歷程和市民心態行為模式，都是研究近現代中國城市歷史、中國區域發展歷史和中國現代化硬體和軟體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值得作比較對照研究的「非大陸模式」、「非純本土化∕華化」發展歷程的指標性研究對象。過往曾有些學者作「雙城」式研究，如香港與廣州，或香港與上海的新式都市化歷史比較，今後這方面的學術性研究更可大力推進。
五、香港自1840年代，因天然地理海疆環境的便捷，英帝國自由港的比較開放機制和作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英國的遠洋海運商船網絡在遠東重要港口的優勢，很快變成中國海外移民的重要出國點和出洋港口。正因香港鄰接廣東，所以粵籍華人移民海外，不少是經香港的種種設施和服務。對出洋至北美、澳洲的華工和到英屬東南亞、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苦力華工和華商，香港幾乎是必經的出國口岸和後援中心。而香港亦漸成中國國內主要「僑鄉」（如廣東珠江西岸的台山、中山、新會、開平、恩平諸縣）與海外華人聚居處的越洋連繫的樞紐重鎮。[滙豐銀行] HSBC 的中文名正反映了香港作為海外華人滙款回鄉的主要渠道，所以香港在近代中國海外移民歷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絕對不可忽視。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冷戰東西對立的年代，因中國大陸共產黨政府與海外交往受限制，英殖治下的香港更承擔一種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聯絡的特別渠道，甚至1956年開始舉辦的每年春秋兩回之廣州國際交易會，也是借助海外華人與外商較易往來香港的有利條件。及至1960年代以來，香港華人大量海外升學移民，更造成海外「華埠」變成「香港埠」（Chinatowns into Hong Kong Towns）的新現象。例如加拿大的溫哥華（Vancouver）更被笑稱為「香哥華」（Hongcouver），就是因為近年極多港人移居，佔當地人口三成，可知過往五十年港人海外發展的成果已是近代華人海外移民歷史和世界移民歷史的重要課題。

六. 剖析百多年來的香港工人運動，委實是近代中國革命中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地主義的前線鬥爭，香港華工持續走在19及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愛國動員的前端，也充份顯露香港華工態度鮮明深切的愛國意識情懷。香港華工展示對國家感情的價值觀，本身的寓意就非同尋常。海員罷工完結後，港督司徒拔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海員罷工不單純是一場經濟運動，而是一場政治運動。」 1922年海員大罷工的領袖蘇兆徵，亦是1925-26年省港大罷工的領袖，並為中國首位勞工部長（1927年武漢國民政府時期）。早期蘇氏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成員，兩人為廣東中山同鄉。他是以傳統人際關係、愛國革命理想和工人動員經驗締造而成的工運領袖，更是當時中共黨內最有權威的本港工運領導人物。這亦展示近代中國革命歷史不應疏忽的重要「香港因素」，除包含粵港關係的焦點回顧，更是從世界史角度看中外衝突問題，就國際層次清楚析述其含意。1884年中法戰爭時代的香港工人愛國罷工，和海外的華工苦力貿易很大程度就是依靠香港作為國際[豬仔華工]的進出港口，顯示香港早就在中國與世界交往當中擔當其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香港華人工運對香港近代發展歷程亦有啓發，並加深針對三大層面的關注：第一，佔人口大多數的華人勞動群體；第二，過去至今香港與內地的密切互動關係；第三，作為世界重要的經濟城市，所謂「香港本土」的種種，通常都不能避免與中國內地有極必要的直接關係，亦當然牽涉國家民族團結及海外/國際的關係。香港工運不少內容都在現時香港所追尋的集體回憶中佔有一席，包括普羅市民、草根階層和前線勞動者足跡的見證。配合時代發展的歷史脈博，近年國際學術界重視的人權運動，香港工運的歷史正是大中華地區人權運動奮鬥歷程的重要一環，

綜觀自晚清的洋務運動至1979年以來中國內地的開放改革，香港的人才、技術、資金、制度、設施、法規、關係網、長期國際交往和企業經營管理經驗等，均在內地的現代化歷程上發揮種種作用；而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華的種種經濟活動，也常藉香港的人、事、物和渠道來進行。例如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香港成立的滙豐銀行就是在華最具規模的外資金融機構，對當時中國的銀行業、外滙、貨幣政策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由是可見在中國近代史上存在著影響極其深遠的「香港因素」。反面言之，較全面、深入、平衡的香港歷史，也應該有更完整和穩固的事實基礎來反映內在條件和外在歷史大環境。在這方面，「大中華理念」就是最不容漠視或迴避的基本考慮，所以較完善的香港歷史教研，必須積極納入「大中華理念」為其歷史背景和分析基礎。正如1841至1997年英治時期的香港殖民地時期歷史一樣，是中國近代史上不應被忽視的環節。例如香港在1997年夏主權治權回歸，在中國政府有效管治範圍之內，這種中國國家領土統一，對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定位的重要含義。換而言之，香港史的研究亦應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成分「香港因素」。

「中國知識」 : 中史與港史的課程合流 如果各位大致上同意本國史和本土∕本地歷史課程的設計與教授，是與學生們身分、文化認同、公民∕國民意識覺醒、自身定位有直接關係，亦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元素，則這種「歷史觀」、「歷史教育學術工作者」的立場、身分、角色定位，是不可忽視的考慮點。在這問題上，筆者是比較接近蔡榮芳教授在其《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所宣示的「香港本土史觀」(有別於「殖民地史觀」和大陸官方的「愛國史觀」) 。筆者崇尚大專學府的自主性，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大原則，但對著與自身政治文化定位和國民∕公民∕市民身分認同，有十分直接關係的本國歷史和本土∕本地歷史的教研工作，不顧慮可能被外界誤解之嫌疑，對在香港特區學府擔任歷史教研工作的朋友嚴正地提出：大家應該正視「歷史觀」是否健全與合宜，和相關的歷史學術教育工作者本身的立場定位和眼光角度等問題。這是一個可以抽象地探討的價值觀問題，如果不能夠客觀理智地細心討論，甚至可能演變成似乎與學術∕言論自由對立的「政治正確」、「靠攏官方立場」等極具爭議性的衝突。

香港的主權回歸以來，國內與香港的文化、價值、世界觀差距加上其他現實政治經濟社會因素，著實造成中港之間欠缺溝通，尤其在特區政制改革、民主化雙普選的進展方面，有嚴重的京港間缺乏充分互信互諒的情況。當然，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包袱；殖民地時期香港與中國大陸關係絕對不融合是事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破冰融雪當然也非一日之功。

自1997年以來國內與香港關係的轉型，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上互信、經濟互惠、文化上互融的雙邊有機性貫通。但實現這理想目標絕非能一蹴而就。現在特區方面可以利用正規的課程教育和社會風氣的轉移，增加京港之間的直接瞭解，所以中國近代史與香港本土歷史合流的課程設計，是一個在文化認同、公民/國民身分定位的教育訓練管道，變成一個增信釋疑的好機會。所以在這種公民教育的軟體建設方面，健全的歷史觀有最基本的重要性。
在實用功能層面來看，香港的經貿發展前景越來越要依賴國內的各種機會，來維持它在大中華圈裏面一個高效率的功能事務性、服務業、市場業的樞紐地位。同時，香港如果要繼續有效地擔當世界通往中國大陸的橋樑角色，發揮香港作為中國現在最國際化、最懂資本主義市場運作的商貿資訊運輸中心，香港的年輕一代必須要加強對中國近代歷史、當代發展的認識。要擁有這些香港今後賴以保持繁榮的生存途徑，香港所培養出產的大學生、中學生非有相當紮扎實的 [中國知識](China Knowledge)不可。

所以，中國歷史與香港歷史課程的合流，學習中港合流的歷史是人才培訓不可欠缺的重點。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中學的課程跟考試的範圍有關中國歷史、香港歷史方面已經作了不少改變，以配合新時代、新歷史環境。香港本地學生的長遠發展需須要加強對近代與當代中國發展的瞭解關注，所以在高等教育界、學術機構、文化機關（如博物館、圖書館）與民間團體都應該本著與時俱進、可促進邁向2047年的中國內地與香港融合，為香港培養真正有知識能力的人才這種大角度，來考慮今後香港歷史與中國近代史併合共流的方向創舉與配合工作。

本港青年應「立足香港、放眼世界」, 在學校層面需營造多元文化的氛圍，調動更多青年的積極性學習「中國知識」及以透過「中國知識」來拓闊地區及國際視野 (例如[一帶一路] ，及當代中國的全球化發展政策)。亦需增加宣傳及誘因，鼓勵學生有衝破本土現狀、向外發展的思維。香港作為中外關係的國際橋樑，可思考本地學生應具備甚麼的素質、能力及知識，才能承擔起這個功能，讓青年認為這與他們的生存相關, 廣泛營造深入學習「中國知識」的濃厚氛圍, 及加強把握全面貫徹 [大中華理念] 精神的正確導向, 而開展推進對外的交流活動。在政府層面，可有一定的政策, 如考慮設獎學金, 可牽頭建立更多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兩地青年人對口合作及實習的平台,推動中港青年交流。《基本法》賦予香港很獨特的[一國兩制]地位角色, “沒有其他中國城市可以做到”，集有中外平台的精心定位，既聯繫着中國對不同國家的溝通，亦有助促進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貿合作及文化交往。

總結 以上闡釋倡議中港史的教研及著作出版方面的有機性合軌共融，對筆者而言, 已是有點[舊調重彈]。在香港嶺南大學在2007年6月主辦的歷史學會議上，筆者已於這方面的論述作為主題發表論文, 受香港記者訪問，我介紹論文的主要內容，尤其強調香港是中國國際關係的外交前線要塞，也是英帝國主義侵華的橋頭堡、軍事、政治、經濟、運輸、金融，甚至情報的基地，又是中國近代化及中國革命 (包括孫中山及中國共產革命) 的重要渠道和國際交流接觸點。當然，香港亦是繼澳門後的中西文化交流平台，所以如果中國近代史缺少了香港元素將會大為失色。香港年輕人要訓練做將來領袖，和要在2047年跟大陸融合，甚至一體化的任務承擔，所以要有紮實的中國知識，而中國知識起碼要含有[香港元素] 的中國近代史，和有 [大中華] 理念框架的香港研究。

事實上筆者並非光是做論述方面的倡導推廣，也在個人學術研究著作身體力行，實踐中港歷史並軌合流的大方向。筆者於1980年秋，由美國來港擔任香港大學歷史系教席，於香港大學任教時最先出版的兩冊中文書，書名和內容都發揮中港歷史研究合流的精神。*

筆者希望對大家提出本文主要論點的觀察闡釋，就此將 [香港元素] 放入中國近代史的教研及著作出版有積極的正面意義。而在本地及國際對現時的香港研究，亦應加強 [大中華]理念的分析框架。這兩方面的新發展方向, 或可以彌補英治殖民時代香港歷史和香港問題研究, 因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因素,而故意忽略中國內部的三級層次，即[國家]、[地區]（即以粵港澳為核心的珠三角地區）以及[本土/我城]的當地層面的描述 (即香港基本上是以華人為主的城市，甚至是以 [華人為體、英人為治] 的20世紀政治怪胎, 也不鼓勵他們如對中華民族/國家強烈感情），反而刻意強調渲染香港在大中華範圍以外, 涉及對外和國際化的所謂國際層次、國際色彩的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等交流合作發展。

今日，已經回歸行將二十年的香港特區，官方在旅遊, 商貿，甚至文化交流的宣傳標語、顯示形象和自我定位就是「Hong Kong, Asia’s World City」，是否可考慮轉用「Hong Kong, China’s World City」或「China’s World City, Hong Kong」？在這方面，筆者身體力行實踐，因為在2002年和在2008年出版的兩冊英文著作, 書名是用[中國之香港 China’s Hong Kong] , 兩書內容都充分發揮中港研究合流的精神。##

** Ming K. Chan & Alvin Y. So, ed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NY: M E Sharpe, 2002); Ming K. Chan, ed., China’s Hong Kong Transformed: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Beyond the First Decad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