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並不存在於中國古語，也非來自西方翻譯，而是像外星文字般，在十九世紀末降臨的「和製漢語」，誰料到後來影響如此巨大，恍如一句咒文。而從最初講求集體幸福，到後來追求個人及家庭幸福，以至近年的「小確幸」，其概念也在不斷演變。

撰文：高天佑  《信報》專欄作家

時值新年，中國人有什麼願望？在「恭喜發財」、「身體健康」等具體祝賀語句之上，最高的目標相信是「幸福」，二字幾乎涵蓋了人們一切美好心願，成為國民共同的終極追求。以至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工作報告也六次使用此一字眼，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

但不說不知，「幸福」這詞語原本並不存在於中國文化，從經史子集到四大名著都找不到，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像外星語言降臨般突然出現，並隨即火熱；另方面，「幸福」亦非譯自外語，英文法文德文都沒有與之匹配的詞彙，不論happiness、fortune或well-being都不足以充分表達其豐富意涵。那麼，這詞語究竟為何會在中國出現，並影響十數億華人的生活和目標？

最早在十九世紀末出現

根據著名文化研究學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類學教授周永明考證，「幸福」一詞最早在十九世紀末出現，並在之後幾年開始被頻繁使用。他曾從漢語自身演變、傳教用語、外語翻譯等三大方向對「幸福」進行詞源考古，但長期以來都一無所獲。一方面，中國古籍中從未曾出現現代意義的「幸福」一詞，雖然在《新唐書》中存在「幸」和「福」二字並用的例子，但語意僅為「祈望得福」，跟當今之「幸福」並非同一回事。

至於傳教用語，周永明查證了多個《聖經》中譯版本，以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遐邇貫珍》、《六合叢談》等早期傳教士出版物，當中可見「賜福」、「得福」、「享福」、「福分」、「福樂」等字眼，偏偏沒有「幸福」。

最後是外語翻譯，不過周永明遍查國內外有影響的外來語詞典和研究專著，都沒有找到匹配「幸福」字眼的條目，換言之這個詞語亦並非從外語翻譯得來。

錢鍾書《七綴集》提及幸福

直到後來，周永明從民國著名學者錢鍾書的《七綴集》中找到線索，當中曾提及一些「一見之字裏行間便覺不韻」的「東人新名詞」，包括「普通」、「程度」、「熱度」、「幸福」、「社會」、「個人」、「團體」、「腦筋」等等。所謂「東人」意即日本人，換言之，錢鍾書把「幸福」歸類為來自日本的「和製漢語」。

周永明及後寫信請教了專研中日詞語交流的日本關西大學外語部教授沈國威，後者亦證實「幸福」確屬「由日本傳入中國的新詞」，時間在甲午戰爭（1894年）之後，在當時維新派所辦的《時務報》上多處出現。

然而，「和製漢語」本身亦可分為兩大類，佔最多的是由外語翻譯過來，有與之直接對應的西方詞彙，包括社會（society）、經濟（economy）、科學（science）、哲學（philosophy）、自由（freedom）、 教育（education）等等。另外還有一些「和製漢語」之「原創」程度較高，外語中不一定找到與之充分匹配的詞彙，包括「幸福」、「幹部」、「料理」、「衞生」等。一方面，這些詞語在日本文化中逐漸發展出獨特的意涵和生命力；另方面，它們傳進中國之後，又像達爾文領悟「進化論」的卡拉帕古斯群島生態般平行發展，以致現時在中文語境中的意涵比起日文亦頗有分別，甚至乎在內地、香港和台灣之間亦存在差異。

舉例說，「衞生」在日本和香港主要是指「健康」，所以香港設有「衞生署」，英文名稱為Department of Health，管轄醫療健康相關事務；但在內地，「衞生」主要指「清潔」，所謂「搞衞生」即是做清潔，因此內地的「街道衞生辦」主要從事「掃街」等街頭清潔工作，跟香港的「衞生署」並非同一回事。有趣的是，香港還有另一個部門名為「食物環境衞生署」，簡稱「食環署」，跟「衞生署」同屬食物及衞生局轄下，其英文名稱為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可見即使在香港，「衞生」也同時存在「健康」（health）和「清潔」（hygiene）兩種不同意涵，很易令人混淆。

言歸正傳，「幸福」作為「和製漢語」傳進中國之後，其本身在日文語境的發展也很蓬勃，成為日本人經常掛在口邊和書於文字的詞彙之一；同時，「幸福」在中文和日文語境的發展也沒有出現太大偏差，因此現時在中國和日本的「幸福」意涵大致上相同。不過在階段趨勢上，可以說「幸福」在日文語境的演化較為領先一點，反過來引領和影響着該詞彙在中國的發展。

「他為人民謀幸福」

首先，正如周永明指出，「幸福」最初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中國流行時，通常以國家、民族為主體，強調幸福的集體意義，常見提法包括「我國人民幸福」、「勞工幸福」等等。嚴復講幸福多為關注「中國」或「黃人」之幸福，梁啟超還曾着眼於範圍更大的「人類全體的幸福」；在這方面，據周永明所說，「稍後的孫中山以及五四後的革命者也不例外」。一直到中共建政早期，「幸福」之主要意義都繫於集體多於個體，例如當時傳唱最廣泛的歌曲《東方紅》和《國際歌》都有「幸福」字眼，包括「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以及「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幸福」之對象分別為「人民」和「人類」。

「為了自己及家人幸福」

直至1970年代改革開放揭幕之後，「幸福」在中國之意義慢慢由集體向個體轉移，當中不能說沒有來自日本的影響，包括當時日本發達繁榮的「小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意指介乎資本家和無產者之間的階層，泛指白領、個體戶、專業人士等）生活模式，以及從日本傳進中國的家電、汽車、企業和工廠，都有份令到追求「個體幸福」在中國變得可行及吸引。更何況，「幸福」這個詞就像帶有魔力，猶如一句咒文，尤其是在個體幸福之意涵上，能夠影響人們抉擇及給予行動力量。例如在七十年代考慮偷渡來港、在八十年代考慮下海經商時，心中想着「為了自己及家人幸福」，就似乎有了額外動力，而當中「幸福」這個詞若用任何其他字眼代替，例如「快樂」、「開心」、「美滿」、「富足」、「健康」等等，都好像沒有那麼全面及「夠力」。

踏進九十年代，中國逐漸富起來，「幸福」之意涵亦進一步個人化、細膩化，而且更多地被應用於男女愛情方面。跟上一段的例子同樣道理，男生向女生求婚時，最煞食的句子當然是「我會令你幸福」，若改為「我會令你開心/快樂/美滿」未免削弱了很多威力。事關來到這個階段，「幸福」已經進一步昇華，被視為凌駕於開心、快樂、健康、富足、幸運等一切美好願望之上的一個終極境界。

又例如，人們現時在Facebook、微信等社交媒體上「放閃」、「呃likes」，與其表達「我很開心」、「我很健康」、「我很有錢」，都不及傳達出「我很幸福」能夠「一錘定音」。有趣的是，由於西方並沒有跟「幸福」對應之詞彙，當地人民不論在人生追求或「放閃」方面，都似乎沒有一個像「幸福」那麼「無敵」之咒文，這會否為華文和日文人士的人生追求境界帶來更高層次維度？舉例說，美國記者Barbara Demick訪問了6名脫北者（逃離北韓人士）後，於2009年出版了一本報道文學作品，原文用英文寫成，書名為Nothing to Envy，取自北韓一首名為《世上無所羨慕》之童謠，中文版書名則譯為《我們最幸福》，這跟英文原名其實頗有出入，不過Nothing to Envy或許就是英文中較為接近「幸福」之一種境界描述。

村上春樹創「小確幸」

及至近年，日本流行作家村上春樹創出「小確幸」概念，意指「微小而真確的幸福」，例如「周末睡到自然醒」、「冬日一碗暖湯」、「路上遇見貓」等等，真的顧名思義，把「幸福」意涵微小化到極致，由十九世紀初為國民、為人類謀幸福，到後來為自己及家人追求涵蓋了快樂、健康、富足等願望的幸福，再到現在僅僅一些生活微小事物便可稱之為幸福。

一方面，這反映現代生活條件日益成熟，包括食物、住屋、安全等曾經稀缺的條件，現在都毋需太過費力追求便可得到，所以也不必將之跟「幸福」此一目標聯繫起來。但另方面，這亦意味着現代人在物質豐足的背後，心裏反而更加空虛和缺乏安全感，因此不敢放膽追求稍為宏大的「幸福」目標，例如對於事業、愛情、自我實現也不敢有太高期許，只求周末補個眠、冬日有碗湯、有貓，就能自我滿足。

佛系青年少欲寡求

無論如何，村上春樹創造的這個概念確實代表了時代精神，所以「小確幸」隨即席捲日本，成為很多年輕人的生活態度，然後又傳到台灣和香港，近兩年就進入了內地，跟九十後、零零後世代一拍即合，產生化學作用。2017年成為潮語的「佛系青年」，標榜對一切事物隨緣、少欲寡求，藉以避免失敗和失望，這其實正是「小確幸」在中國的變種版本。

總的來說，「幸福」作為並不存在於中國和西方語境之「和製漢語」，自從十九世紀在日本誕生，並隨之傳進中國以來，無形中對華文文化和人生觀念造成了巨大影響，以至於「幸福」現時成為十幾億華人之共同終極目標，象徵着在發財、健康、開心等具體心願之上的最高境界，而這種概念在西方語境中似乎找不到。由此可見，一個詞彙的誕生和傳播，所帶來的影響可以有多深遠。當然，「幸福」之意涵在中日兩地也有過不同階段演化，由最初的集體幸福，到個人及家庭幸福，再到「小確幸」，反映着時代精神變遷，並將繼續演變下去。

祝大家狗年幸福，年年幸福。

——節錄自二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