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後收藏香港文物:偉大城市要有歷史!
2018年2月5日

梁家樂帶記者登堂入室到其半山住所。一出玄關,已見落地玻璃櫃,擺滿出口銀器,約有100件;書房內,放濕機長開,因內藏德化白瓷、官窰及漆器,漆器要濕度。

梁家樂不把古董收藏視作投資,日後欲捐贈博物館。 (受訪者提供)
梁家樂不把古董收藏視作投資,日後欲捐贈博物館。 (受訪者提供)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這位七十後是位出口銀器專家,也是本地收藏團體敏求精舍少數年輕會員。近期在香港海事博物館舉辦的「中國外銷銀器」展覽中,部分展品就是來自他的珍藏。「近兩三年,或因『一帶一路』關係,坊間對外銷古董關注多了!」有別於瓷器及水墨畫,外銷物品向來並非熱點,「新人」梁家樂反而早着先機,背後原來經多番考量。

他經常形容自己愛好收藏乃「石頭爆出來」,事關這並非父輩耳濡目染,童年最多也是買集圖冊、收藏卡通貼紙,印象最深刻是有次跟父親到尖沙咀,無意闖進附近古董街,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因而播下收藏種子。後來赴英留學,離鄉別井逾5載,他潛心寫研究論文,深刻體會到空虛寂寞冷,結果培養出收藏喜好,並購得首批出口銀器。

這隻外銷「荷塘鴛鴦」銀高足杯乃早期收藏。中國傳統認為金屬陽、銀屬陰,銀器並非普遍用具,及後至明清兩代始現出口銀器,該杯身表面即刻着法文銘文意譯「僑港法國人贈此予藝術家T.P Deborr,1864年2月5日」,底鈐「Lee-Ching」(利貞)。 (黃俊耀攝)
這隻外銷「荷塘鴛鴦」銀高足杯乃早期收藏。中國傳統認為金屬陽、銀屬陰,銀器並非普遍用具,及後至明清兩代始現出口銀器,該杯身表面即刻着法文銘文意譯「僑港法國人贈此予藝術家T.P Deborr,1864年2月5日」,底鈐「Lee-Ching」(利貞)。 (黃俊耀攝)

港藏四散海外  藏家落力競投

15年來,收藏最少200件外銷文物,包括銀器、白瓷、絲織品、家具、木器、琺瑯,連象牙都有,品類繁雜,卻脈絡清晰,因為只買晚明至清朝的古董。「貿易史側重數據,我的藏品可補足歷史全貌」。梁家樂坦言自己收藏非主流,甚至曾經被批俗氣,「必須承認這些並非王羲之、畢加索,但收藏並不需要億億萬萬」。

訪問當天,這隻銀馬剛運到!當年沙宣家族很快遷回上海,在香港所留痕跡就僅剩「沙宣道」,這座藏品更見珍貴,乃1889至1892年四屆賽馬會挑戰賽銀獎座,兩屆由D. E.沙宣策騎並勝出,銀馬於1888年英國製造。 (黃俊耀攝)
訪問當天,這隻銀馬剛運到!當年沙宣家族很快遷回上海,在香港所留痕跡就僅剩「沙宣道」,這座藏品更見珍貴,乃1889至1892年四屆賽馬會挑戰賽銀獎座,兩屆由D. E.沙宣策騎並勝出,銀馬於1888年英國製造。 (黃俊耀攝)

收藏意義需要藏家自己賦予,即使藏品未必具頂級藝術價值,但其背後承載歷史意義,卻不容小覤。芸芸逾百件藏品中,梁家樂便特設香港系列,透過尋根盡發思古之情。「一個成功城市背後總有一段往事!」這位番書仔深感,無論是巴黎抑或紐約,總會有其歷史感;反觀家鄉香港,歷史論述無論深度抑或闊度,都欠缺兼無色彩,遂萌生「港史」收藏系列。

太古職員相冊總共5本,梁透露不乏競投者,香港歷史博物館便向他借相出書,其中有張攝於1909年7月,前清兩廣總督張人駿參觀太古船塢與時任香港總督盧吉等留影。 (黃俊耀攝)
太古職員相冊總共5本,梁透露不乏競投者,香港歷史博物館便向他借相出書,其中有張攝於1909年7月,前清兩廣總督張人駿參觀太古船塢與時任香港總督盧吉等留影。 (黃俊耀攝)

他打開案上相簿,那是十九世紀末某位太古職員的在港紀錄,「這位仁兄很特別,我未見過有人如斯勤力,每張相片、每項活動,甚至剪報都有,日記似的,例如1915年他參加志願軍、出席朋友婚禮,港督梅含理都在場」。梁透露香港藏品往往不在香港,大部分經由澳洲、紐西蘭及英國搜購,這與殖民地歷史有關,皆因很多藏品都是曾駐守香港的軍官,以及殖民地官員的遺物。

19世紀已經Made in China

歷史並沒有偶然。眼前藏品彷彿道出香港身世,「哪怕少了一件歷史事件,我們都可以忽然消失!」從貿易史出發收藏,梁家樂得出一個小結:Made in China早於19世紀已經出現。「西諺有句『含着銀匙出世』(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證明銀器在歐洲歷史悠久。既然向來都由歐洲製造,為何後來中國進口呢?全因成本低!」

1897年,港府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鑽禧,於薄扶林修建域多利道,梁家樂輾轉於澳洲投得這塊奠基銀灰匙,相信是屬於羅便臣總督的。 (黃俊耀攝)
1897年,港府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鑽禧,於薄扶林修建域多利道,梁家樂輾轉於澳洲投得這塊奠基銀灰匙,相信是屬於羅便臣總督的。 (黃俊耀攝)

這位外銷古董藏家遂指出,「我們總覺鴉片戰爭是民族戰爭,其實完全是因貿易而生」。他分析當年英國人實質計算過,如果不斷從中國進口茶及絲,不出30年國家將破產,於是必須出口貨品,結果輸出鴉片,「所以整個19世紀,大國崛起前很淒慘,終究源於貿易失衡」。沒有鴉片戰爭、沒有《南京條約》,就沒有今日香港。

——節錄自二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