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以來，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興起，部份靠攏權力的民企，憑着靈活走位，往往能輕易獲得龐大資本。在國內迅速壯大後，它們已高調走到海外搶灘。當權者擔心現時變相走資，在海外作出草率的投資、以及負債過大，將產生金融風險。中央最近頻頻出招勒住灰犀牛，但對於最終是否揚棄權貴資本主義，則陷入兩難困境。

撰文：許創彥 本刊記者

任憑安邦如何否認，集團還是難逃被接管的命運。今年2月，原董事長吳小暉因涉嫌集資詐騙、職權侵佔被公訴；而整個集團就被指存在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保監會接管，為期一年，但當中卻沒明確指出它犯了哪條法，違了哪條規。

這很符合安邦神祕的形象。安邦2004年以保險起家，十四年內，以驚人速度崛起，成為總資產約19710億人民幣（約2.5萬億港元）的業界巨頭，全國第三大，僅次於中國人壽和平安保險。

2015年安邦忽然豪擲約153億港元收購紐約華爾道夫酒店，震驚商界。自此之後，比利時保險公司FIDEA、倫敦最高建築Heron大廈、美國Strategic Hotels & Resorts Inc一律成為囊中物。頻繁的「出手」，加上愈發沉重的負債，安邦一下子成了全國最大的「灰犀牛」。（「黑天鵝」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大的事件，「灰犀牛」則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大的潛在危機。）

後天安門秩序

自習近平上台後，銳意肅貪，清除官商勾結。那套上映了五年、打擊「權貴資本主義」的大戲，要來到「灰犀牛」這一回了。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權貴資本主義」就是資本家和政治人物組成聯盟，資本家弄錢，政治人物弄權。這個現象並非中國獨有，是個全球現象，多出現於專制國家。《經濟學人》在2016年便做過統計，發現俄羅斯是權貴勾結最嚴重的國家，億萬富豪的財產佔全國 GDP22%，而當中與政府有關係的高達18%。（見圖）

按長年研究「權貴資本主義」的美籍華人學者裴敏欣的分析，俄國以及其他東歐國家，是源於蘇聯倒台，資本家趁權力真空、政治混亂才有機會巧取豪奪，從而使國家走上權貴勾結的道路；唯獨中國走上此路，不是無心，而是有意。（見表）

1989年，東歐鐵幕國家發生巨變，進一步推動中國國內求變之心，中共政權搖搖欲墜。於是，六四事件後，為了拉攏、鞏固社會支持勢力，中共做了個改變中國的決定：下放國有資產的控制權（control right），但沒有清晰界定所有權（ownership right），令資本家有機會用低價，甚至免費取得這些國有資產。

由於所有權含糊不清，而且競爭激烈，這遂給了資本家勾結政府的動機。此一「我要錢，你要權」的共享模式，在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允許資本家入黨後進一步確立，並且主導了中國往後20年發展。裴敏欣稱呼此為「後天安門秩序」。

小卒變大亨

一開始，權貴在土地的勾結最為明顯，浙江房地產商樓忠福就是個例子。他84年創立了一家毫不起眼的小企業，但其後乘着集體私有化浪潮成了家族企業。「後天安門秩序」確立後，他利用政治關係拿到土地。2014年，他的廣廈控股集團蛻變成中國第九大私企。

除了房地產，煤礦業也是隻懂生金蛋的母雞。90年代初，王春成是個下崗工人，之後為餬口去了煤場打工。憑着勤奮和運氣，他成了遼寧煤炭供應商。不久後，「受惠」 於「後天安門秩序」，王春成透過賄賂內蒙官員，盡得大煤礦區的開採權，大富大貴。

到了胡溫時代，「後天安門秩序」變本加厲。無論安邦，還是海航，都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

玩金融遊戲

2002年，胡溫上台，九常委執政，政治山頭林立，獨立學者吳強形容為「弱主共治」時代。當時出現了新的權貴「玩法」：除了霸佔土地、礦產等國有資產，資本家還會藉政治靠山，到銀行大量借貸，透過財技迅速擴充業務。

隨着2008年金融海嘯，央行「四萬億投資計劃」刺激中國發展，銀行「水浸」，借錢容易得多，貸款數目也大得多。據統計，2011年，延伸至私人非金融的貸款總額大約為當時中國經濟產出的120%。安邦、海航、萬達等企業亦得以趁機壯大。

以安邦為例，它04年以5億人民幣起家，到了2012年，資產已飆升至978億，漲近200倍，大部分皆靠舉債滾大。規模愈大，營利愈高，銀行愈樂意借，不斷輪迴，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模式。

瘋狂出海

這種模式到習近平上台頭幾年，依舊萬試萬靈，那些企業也羽翼漸豐。再加上在「走出去」的政策鼓勵下，它們終揚帆「出海」，展開瘋狂收購的航程。

安邦收購紐約華爾道夫酒店、韓國東洋人壽；海航收購美國科技公司英邁、瑞士佳美集團；萬達的荷里活製片廠傳奇影業……這些巨無霸不斷鯨吞海外資產。

外國學者分析，這種依靠「權貴資本主義」崛起的龐然大物，已讓習近平不得不提高警覺，因為金融風險增加，最終亦會衍生政治風險。所以，他自上任後，打貪一直進行，在大老虎、蒼蠅一同倒下後，下一個目標便是權貴勾結下的另一產物──「灰犀牛」。

去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的章就明言要「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

打「灰犀牛」比打老虎蒼蠅容易得多。裴敏欣曾在《金融時報》撰文提到：「這班大亨致富全靠國有銀行融資，打擊他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叫銀行降低信貸比率。這群過度借貸的大亨們，馬上陷入資金流問題，甚至破產。」

果然中央一出招：萬達不得不自斷一臂，在海外不斷賣產，才可度過資金危機；復星要不斷降低槓桿率；海航遲了不響應政策，便泥足深陷資金問題。

「權貴裏面，權比貴更重要。中國的叢林法則裏，有錢人只是很肥的豬，它不是老虎、獅子、狼，掌握政治權力的才是後者。豬再肥，在短期內他們只能跟虎狼暫時聯盟，但他們總是獵物，不是猛獸。」裴敏欣去年接受傳媒訪問時說：「中國的權貴，可以在一夜之間一文不值，這是很獨特的現象，因為共產黨權力太大，可以在實質上消滅對手，根本毫無制約。」

確實，胡潤研究院上月發表的《兩會中的上榜企業家報告2018》，便發現20億身家或以上的富豪剩下152位，比上屆減少了56位。

兩難局面

如今習近平能用強硬手段，嚴格控制大民企。他有能力消滅「權貴資本主義」嗎？在裴《出賣中國》一書，給了我們一個很明確的答案：不可以，「因為這些體制正是中共得以壟斷權力的基礎。」

他認為，習近平如今面臨兩難局面：如果完全鏟除「權貴資本主義」，中共隨時倒台。但如果繼續容許，中國貧富差距必定進而擴大，有礙管治。

——節錄自四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