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9歲的王福義在港大地理系畢業，做過5年政府EO，之後考到獎學金到英國讀森林學碩士，1978 年回港後加入漁護署當林務主任，2008年退休時是漁護署助理署長。

郊野公園於1976年立法，1977年規劃，王福義30年來的工作都離不開郊野公園。「早期做郊野公園規劃，之後發展郊遊、康樂設施，退休前負責海岸公園規劃。」

講到香港郊野公園歷史，現於香港大學任教《保護區管理》的王福義滔滔不絕。

水與林的戰略價值

他在港大的辦公室牆上掛了一張1949年由英國War Office製作的珠江流域地圖，故事從這裏講起。

二戰過後，高級林務主任戴禮（P.A. Daley）從英國調來香港，主力處理兩大問題：一是森林遭戰事摧毀，要重新植林；二是建設水塘和集水區，保護水源。

王福義指水源與郊野保育息息相關：「殖民地政府最重視建水塘，因為水是生存命脈，當時無東江水。水塘的集水區範圍很大，有很多很長的引水道。因為要保護食水，郊野不准發展。現時香港水塘與郊野公園有62%的地方是重疊的。」

香港發展土地不足，有學者倡議填平淡水湖，《施政報告》說要研究開發郊野公園。對於這些講法，王福義覺得匪夷所思，皆因食水和郊野是城市的重要資源。「解決了食水問題，新加坡就不用依靠馬來西亞。東江水一旦出事，香港就麻煩，所以一定要保護水塘，保護郊野公園。」

長官意志大於政治需要

1965年，殖民地政府聘請國際保育聯盟（IUCN）科學家戴爾博（Talbot）夫婦，研究香港郊野公園的發展藍本。隔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為了減少年輕人的反政府意識，政府遂於1967年於山上設立青年林務營，為他們提供種種康樂，發洩「多餘」精力。

雖然有政治需要，也有社會共識，但是郊野公園立法卻一拖再拖，因為當時的港督戴麟址不想做，一直到1971年麥理浩到任，才得以推進。在麥理浩的大力支持下，1977年至1979年短短三年間，漁護署劃定了21個郊野公園，確立了香港四成土地受到保護。

王福義說：「今天看來，那簡直是奇跡！由此可見，執政者的理念很重要。沒有麥理浩，就沒有郊野公園。他是蘇格蘭人，喜歡自然風光。他說遊艇會、高爾夫球場是給少數人的，郊區和海灘是給大眾的。現在我們卻要在東涌填海建遊艇會，粉嶺高爾夫球場又不讓發展，反而鬼佬更加社會主義，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

發展道路天南地北，可能只源於當權者的一念之差。價值觀決定政策，政策決定行動。「香港保護得最好的米埔對面就是福田，那裏建了很多樓。船灣郊野公園東北岸的印洲塘，對面就是鹽田港。對比很大，這就是不同想法，造成不同的土地利用。到底要以什麼為先？」

郊野公園是避難所

郊野公園，一直默默守護香港人。早期香港社會資源匱乏，郊野公園成為一家大小的遊樂場。2003年沙士期間，香港人無法外遊，紛紛回到郊區，遊覽人次突破1200萬。如今郊野公園被指阻礙市民上樓，王福義覺得這指責不公道。「如果因為郊野公園大所以要發展，那麼高爾夫球場也很大，而且一個波打好遠的地方才有一個好細的洞，是否要發展？」

論發展潛力，他認為棕土大於郊野公園。「香港有三成半已破壞土地，例如鄉村式發展、墓地、棕土，為什麼不用一些已經破壞了的土地？這些愈接近市區的地 方，發展潛力就愈大，有水、電、道路，找工作也比較方便，不應該一下子將人搬去 『無雷公咁遠』。」

他指出，未到山窮水盡，都不應該發展郊野公園，除非是基於公眾利益及無可替代。例如當年煤氣公司要在大埔設廠，供氣予赤蠟角新機場，管道經市區有危險，只可取道郊野公園。

——節錄自四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