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壞消息:極權碾壓人權
2018年6月4日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王全璋是中國當局2015年抓捕的250名律師和活動人士中,唯一一個至今仍被拘押並且音訊全無的維權律師。圖為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4日在北京最高法院門口請願。(路透圖片)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王全璋是中國當局2015年抓捕的250名律師和活動人士中,唯一一個至今仍被拘押並且音訊全無的維權律師。圖為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4日在北京最高法院門口請願。(路透圖片)

撰文:約瑟夫.奈是哈佛大學教授,著有《美國世紀結束了嗎?》

在氣候變化、流行病、恐怖主義和金融穩定等問題上,極權的中國和美國都能從合作中受益。好消息是當前國際秩序的一些方面將繼續保持;壞消息是這其中也許不包括人權的自由元素。

許多專家宣稱1945 年後的自由國際秩序已死,包括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所提出的人權機制。最近,《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在封面上刊登了一幅圖,象徵人權的白鴿被象徵極權主義血淋淋的利箭刺穿。

據「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家的說法,在三個大國中的兩個──俄羅斯和中國──反自由的情況下,你無法維繫自由世界秩序。亞沙.芒克(Yascha Mounk)和羅伯托.斯特凡.佛阿(Roberto Stefan Foa)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的文章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佔據世界最強文化和經濟力量的時代也許即將結束了。不出五年,「被認為是『不自由』的國家──如中國、俄羅斯、沙地阿拉伯等──所佔全球收入比重將超過西方自由民主國家。」

這一觀點存在幾個問題。首先,它依賴一個叫作購買力平價的指標,這個指標對於某些目的很有用,但對於比較國際影響力來說沒有什麼作用。按當前滙率,中國年GDP為12萬億美元,俄羅斯為2.5萬億美元,而美國為20萬億美元。但更嚴重的缺陷在於將中國和俄羅斯這樣差異巨大的國家一股腦兒歸結為極權軸心。如今並不存在20世紀30 年代納粹德國及其盟友這樣的臭名昭著的軸心。

中俄利益大相逕庭

俄羅斯和中國都是極權國家,喜歡在聯合國安理會等國際機構中與美國作對,但它們的利益大相逕庭。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牢牢地融進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經濟。相反,俄羅斯是一個衰落的國家,面臨着嚴重的人口和公共衞生問題,能源而非製成品貢獻了其出口的三分之二。

衰落的國家常常比崛起的國家更加危險。普京是一個聰明的戰術家,尋求通過軍事干預鄰國和敍利亞,以及通過基於網絡的信息戰(只是局部成功地)干擾西方民主國家「讓俄羅斯重新偉大」。一項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廣播放送的研究發現,它只對已經轉向俄羅斯的少數群體有效,儘管它能夠在政治制度中製造極化和破壞作用。冷戰式信息戰的死灰復燃對於俄羅斯建設軟實力也沒有什麼作用。倫敦的《軟實力30強報告》將俄羅斯排在第26 位。俄羅斯成功地在東歐扶植了一些盟友,但這與20世紀30年代的強大的極權主義軸心並不相同。

中國則有所不同。它已經宣布準備花費數十億美元提升軟實力。在2017年的達沃斯和2018年的海南會議上,習近平將中國描述為現有國際秩序的捍衞者,但這個制度具有中國特色而非自由特色。中國不想顛覆現有國際秩序,但希望改寫它,以增加自己的利益。

《外交政策》的封面,象徵人權的白鴿被象徵極權主義的利箭刺穿。(網上圖片)
《外交政策》的封面,象徵人權的白鴿被象徵極權主義的利箭刺穿。(網上圖片)

中國借商業行使政治影響

它有實現這一點的經濟工具。它出於政治目的分配其巨大的市場的准入權。異見分子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挪威受到了懲罰。東歐因為扼殺了歐盟人權決議而受到了獎勵。新加坡和南韓公司因為政府觸怒中國而蒙受損失。中國政府的宏大的「一帶一路」計劃──構建貫穿歐亞的貿易基礎設施──帶來了大量用商業合同行使政治影響力的機會。中國在國內則日益加緊人權限制。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加,全球人權機制的問題也會增加。

但切不可誇張預測中國的實力。如果中國與民主的日本和澳洲保持盟友關係,並繼續發展同印度的良好關係,就能在亞洲佔據上風。在全球軍事平衡中,中國還落後很多。而在人口、技術和貨幣體系和能源依賴度方面,美國在未來十年也比中國更有利。在軟實力30強中,中國名列第25位,而美國排在第三位。

此外,沒人知道未來會給中國帶來什麼。習近平廢除了鄧小平的領導人交接班的制度性框架,但習近平的威權將維持多久?與此同時,在氣候變化、流行病、恐怖主義和金融穩定等問題上,極權的中國和美國都能從合作中受益。好消息是當前國際秩序的一些方面將繼續保持;壞消息是這其中也許不包括人權的自由元素。

人權機制或許面臨更嚴峻的環境,但絕不等同於走投無路。未來美國政府可以與歐盟和其他觀念相近的國家更加緊密地構建人權陣營。有世界主要民主國家組成的G10能夠作為現有G20安排(包括中國、俄羅斯和沙地阿拉伯等非民主國家)的補充來協調價值觀。

其他國家能起到作用。凱斯林.西金克(Kathryn Sikkink)在她的新著《希望的證據》(Evidence for Hope)中指出,美國的支持對人權固然重要,但美國在冷戰期間並不總是非常自由,20世紀40年代的人權機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拉丁美洲和其他國家。

簡言之,面臨當前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謂的民主化的「第三波」消退,我們應該關注自由民主所面臨的多重挑戰。但這絕不是放棄人權的理由。(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