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內地大談如何應對美國挑起的科技貿易戰,香港科技教父吳家瑋卻釜底抽薪,建議中國從教育和文化入手,打好科技發展的地基。在內地急起直追的過程中,香港可發揮教育優勢,助內地培訓科技人才。
撰文:黃愛琴 本刊記者
吳家瑋生於上海,成長於香港,17歲到美國留學,成為傑出物理學家,1983年出任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是首位在美國主要大學擔任校長的華人。50歲後,他受香港回歸感召,出任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自此為香港和中國科技發展出謀獻策。
記者相約這位「中美通」做訪問,向他請教近期的熱門話題──中美科技貿易戰。81歲的吳家瑋相當健談,常常由科技談到教育,再談到文化。十多分鐘之後,他覺察出記者的不安,說:「不好意思,我好像離題了,還是回到科技吧。但其實一切都是相關的⋯⋯。」
在他眼中,科技發展,怎能離開教育與文化?
產學研「走樣」
洞見往往來自生活。吳家瑋在美國矽谷生活多年,認為「矽谷與史丹福」的產學研模式,是美國科技發展的動力。此模式是,大學主力做基礎研究,企業則負責高風險、高成本的應用研究,把離地理論變成產品。「但要注意,不是教授自己去創業,也不是由學校去辦公司,而是教授take leave帶研究生創業,創業之後就會捐好多錢給大學。」此過程當中,大學和企業要有非常緊密的溝通。「我在San Diego加州大學物理系裹,經常看到不同公司的人去實驗室溜達。做什麼?看看你有什麼最新的研究。如果他有興趣,就會邀請你當公司的顧問。」
中國內地最近也開始講校企合作,但卻荒腔走板。吳家瑋在內地一間大型電腦公司做了13年非執行董事,發現大學和企業之間沒有太多往來。後來,那家公司的股價由最高峰的12元,跌到最近的不足4元。吳家瑋恨鐵不成鋼般道:「不要提它了!」
無溝通固然不行,但是學校直接介入企業也是死症。「北大當年創辦了方正集團,這不是外國的做法。這樣做,教授經常想着出去創業,教學和基礎研究就會分心。做了經理,就日日想着怎樣減低成本,怎樣使產品賺錢。」
歸根究柢,問題出在中國貧富嚴重不均。與美國教授相比,中國教授人工偏低,而且愈出名的大學愈剝削,有人想發達是人之常情。
「死讀書」無用
中國欲傾舉國之力發展科技,但吳家瑋覺得不應跟車太貼。科技要創新,先要有好的文化氛圍和基礎教育。「全世界的科技城市都是文化城市,矽谷在三藩市灣區,128公路在波士頓灣區,倫敦、巴黎都是。⋯⋯不能把人文和科技完全分開,knowledge by association,聯想好重要。我研究物理時,靈感常從歷史和經濟得來。」
無奈政府不明白這個道理。這頭說要大力推動科創,那頭就在大學削了天文、數學、物理等學系,純人文學科更是長期不受重視。
在中國,大學自1999年開始擴招,大學生人數在二十年間翻了十倍。不過,「我們只有二千多間高等院校,美國人口是我們的四分之一,卻有四五千間大學,所以我們不是有太多大學,而是太少。」
大學太少,好的大學更加少,變成人人爭入名校,學生讀書只為「備考」,死記硬背,思想僵化。另一方面,學生多了,師資不足,教育質素有待改進。「師資需要培養,現在人人都說要創業,願意當教授的不多了。」
科技不再神秘
談到中美科技戰,他反客為主:「你的問題好多都提競爭,不要用競爭這兩個字,任何科技也是開放的。軍事方面,你可以管得好緊。但現在有了互聯網,論文通通都可以發表,基礎研究有了,別人要去發展,你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合作遠遠好過競爭。」
其實吳家瑋曾是中美科技交流的橋樑。在中美尚未建交、文革風風火火的年代,他已經聯同一班在美華人學者,接待訪美的內地領導人和專家。他曾經做過全美華人協會總會會長,又規定四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子女,在五歲前不能在家講英語,兒子更連名帶姓都改為漢語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