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鄭慕智指出，現今香港精英拒絕做公職，主因不是「熱廚房」，而是加班文化和新科技，奪去了人們的時間控制權。他表示，既不想做「低頭族」，也不向所有歪風和挑戰低頭。

撰文：黃愛琴 本刊記者

提起公職王，你或許會想起形象討好的陳智思，或者千方百計出位的劉鳴煒。不過，最有資格冠此名銜的可能是他，現任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主席鄭慕智。

他的累計公職已經超過40項，涵蓋政治、法律、財經、教育、藝術及民生等不同界別。政府規定，同一人不能同時擔任六項公職（六六規定），他曾因公職「爆煲」，要被迫「減磅」。

今年68歲的鄭慕智笑稱，現時身兼六個公職，投入最多時間在保監局，一星期會返兩三日。

有工作無生活

坊間指，近年香港政治氣氛低迷，有識之士不願加入「熱廚房」。鄭慕智糾正，說問題不在於廚房太熱，而是香港人工時太長，年輕一代再無時間做公職。

「我剛工作時，賺的錢比不上現在的年輕人，但是卻有很大的空間去安排自己的時間。」他是香港大學法律系第一屆畢業生，自1975年開始在胡百全律師事務所執業，現為該所的顧問律師。

現在做律師，超時工作是家常便飯，要抽時間做公職並不容易。但是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生活水平比較低，僱主比較人性化。鄭慕智憶述，當年大部分人均視參與社會服務為生活的一部分，因為相信有一個健全的社會，工作才能夠長久。大機構的僱主，更會安排機會給員工服務社會。

「例如我的律師樓，當時是完全鼓勵我們去做公職的。」在每年的員工評核中，義務的法律服務會列入考慮之列。「不是純粹看你替公司賺了幾多錢，that's not the only thing。」

使人慨嘆的是，時移世易，現時「好多僱主就覺得，你做公職是浪費時間，租又貴，人工又貴。」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轉向？他分析，在幾次金融風暴中，公司生意減少，削減人手，同一時間卻加人工，要求每名員工多做一點，等到環境轉好又請不到人，變成一個人要做個半人，或者兩個人的工作。

不向WhatsApp低頭

加班文化固然可惡，但是新科技同樣扼殺生活。幾十年來，鄭慕智都是時間管理達人，同時兼顧工作、家庭、興趣和公職，完全無難度。然而，大約從十年前開始，完美平衡不斷被WhatsApp衝擊。

各方人士，特別是記者，不斷給他發海量的WhatsApp，當中有「90%是不需要覆的」。訪問當天，他就抱怨連續幾天，收到好多記者的短訊，問他誰是保監局的新一任CEO。時機未到，受過律師training的他，當然要守口如夾萬。而每個短訊回覆一次「到適合時候，我們會公布」也浪費時間，於是他通通「不回覆」。

許多人經常指摘他不立刻回覆短訊和電話，他無奈道：「但我開緊會，我做緊其他事的時候，我是看到你的WhatsAppmessage，但係我點可以立刻覆你？」

科技原本是為了方便溝通，卻演變成強迫即時回覆，使時間變得零碎，交流變得低質。「人們十次有九次拿着手機，都是問哪裏食飯好，哪裏買東西好。科技不是幫助我們，而是控制我們、勞役我們！」

他誓不「低頭」！有人說他是老闆，自然「有得揀」，但是他認為，人人都可以做科技的「老闆」：「You are the master of your WhatsApp，你自己決定！」

鄭慕智深信，控制到時間，才能夠控制到人生。他教育兩名女兒從小管理時間。每年開學，他都會跟女兒一起編排作息時間表，確保她們有時間讀書、玩樂和練琴。

現在大女兒慧恩成為執業律師，青出於藍，小女兒慧慈讀生物化學，也學業有成，相信與他傳授的時間管理術，不無關係。

靠溝通解世代衝突

時間管理的精粹在於優先分配。芸芸公職中，鄭慕智將最多時間放在教育。他做過教育委員會和教育統籌委員會的主席。問他為何偏愛教育，他說人生中遇到過幾個恩師，覺得年輕人需要長輩支持，投資在年輕人身上最有回報。
不過這番好意，年輕人未必心領。近年香港社會出現世代矛盾，鄭慕智也曾被年輕人挑戰。他去學校演講，有學生刻意問身為政協的他，怎樣看「六四」。

面對挑戰，他亦不低頭。「我解釋給他們聽，六四發生的時候，你們全部都未出世，你不知道什麼叫六四，純粹聽人講，或者在一些文字上看到。六四發生的時候，我那一代每個人都在電視機前面看着的。當時很多人都很悲痛，好心痛，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畫面出現。好多人上街遊行，我都有參與。但是，十多二十年後，我今日不能只停留在傷痛的層面，我要看，去了解，要往前走，要做些事情。」

解釋過後，「大部分的學生都接受，無人再舉手，無人再批評我」。他認為，每個年代都有世代衝突，因為「年輕人比較心急，想要即時拿到回應」。作為長輩，不應該迴避年輕人的提問，要多些「解比佢哋聽」，但不要「dictate他們」，要互相尊重。

——節錄自七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