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億「定時炸彈」三代民工向下流
2018年7月25日

懷抱着對城市生活的高預期,卻難以通過技能來提升地位、擺脫身份的烙印和枷鎖,農民工作為游離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邊緣人,極易產生「被剝削感」,產生仇視社會的心態。根據最新《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目前三代農民工總量約2.87億,農民工問題不予解決,就如同存在着2.8億枚「定時炸彈」,社會矛盾一旦引發,後果不堪設想。

撰文:劉暢 本刊特約記者、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

與社會學家潘毅,相約在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眼前這位身形嬌小的教授不甘心自困於這一精英大學的象牙塔,為升遷而伏案寫學術論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她致力於中國勞工問題的研究,親自到工廠體驗這批低端人口的疾苦,推動社會的變革。對於大學教授變社會運動家,潘毅自稱連系內的同事也不以為然,但她仍會擇善固執。

性格爽朗的潘毅自嘲自己的研究「沒有進步」,因為自始至終都是研究農民工,而研究對象三代農民工的境況也「沒有進步」。她先後著有或合編《中國女工:新興打工主體的形成》(下稱《中國女工》)、《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以至最新著作《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其中《中國女工》一書曾獲「米爾斯獎」,潘毅是首位獲得此獎項的亞洲學者。

改革開放後,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湧向東南沿海及大城市,形成了新的打工主體──「農民工」。潘教授慨嘆:「這個群體是中國戶籍制度下的特殊群體,也是城市僱用者中勞動條件最差、工作環境最苦、收入水平最低的群體。」
提及農民工,不免會想起那些「壘起大樓,舖通大道,為中國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勞動力大軍。隨着時間的推移,第三代農民工已經出現。

第三代農民工執着「城市夢」

「第三代一般是指那些『80後』、『90後』的農民工,他們與老一代農民工的特點已經很不同了。」潘教授解釋,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上沒種過地,對農業、農村沒有特別的依戀,也已經不認同農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同時,他們所受的教育文化程度比較高,在新媒體傳播和城市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多元化的個人價值觀,持有享受型的生活概念和開放的消費觀念,更渴望融入城市,對「城市夢」更加執着。

然而,如台灣歌手齊秦的歌曲中所唱「外面的世界很精采,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城市的生活五光十色,但它的大門似乎並未對這一群體敞開。去年11月,北京「聚福緣」公寓發生火災,事發後,北京當局隨即部署了「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運動」,強制驅逐北京城內「低端人口」。「農民工佔據了這個所謂『低端人口』中的很大的比例,」潘教授分析道,「城市會根據自身的需要吸納和排斥這個群體,它能以最小的成本獲得農民工的勞力資源,但同時卻嫌棄他們影響了市容市貌」。

對想要在城市立足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住房是另一個棘手的問題。「他們的月收入約3000至4000元,雖然遠比第一代農民工400至500元的平均工資高,但實際上購買力卻下降了。二十年前蓋房的成本在1萬元左右,農民工工作3至5年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現在的農民工想攢下20至30萬在城鎮買一套商品房,似乎是遙遙無期。」

融不進城市,返鄉創業之路困難重重。「他們沒有務農的經驗和技術,又缺乏成功創業所需的資源和資助,再加上市場的波動性高,農產品的價格也不穩定。有些農民工三、四十歲的時候重回農村,用辛苦賺到的錢投資做『大棚蔬菜』,極少數幸運的人能夠做大,但更多的人虧了本,不得不重回城市,從更低層做起。」徘徊在城市與農村的邊緣,這一代農民工成為了「無根」的一代。

跨代貧窮現象出現

「我見到有六七十歲的老人還在建築工地幹活,很苦,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障,年尾了還要爬吊塔討工資。問他為什麼還要在城裏打工,原來是因為要幫孩子蓋房子娶媳婦還款。前兩代人還要再為了第三代的生活來打拼。」潘教授坦言,農民工跨代貧窮的現象已經出現。

常言道,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似乎並不那麼勵志。「目前在中國大陸以及香港都是精英教育,強調重點中小學、重點大學,愈是精英愈能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就業資源,農民工這一批弱勢群體的需要是被忽視的。」

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的孩子雖有機會隨父母來到城市,卻無法享受進入公立學校讀書的福利。他們不得不就讀便宜的私營學校,承受着教學質量差、設施陳舊等弊端。「因自小沒有足夠的社會條件和資源來保證良好的基礎教育,他們一般會在高考時經歷第一次挫敗:考不上大學,轉讀職業學校。」

潘教授指出,中國政府近幾年出台了許多關於職業教育的措施,如財政撥款800億元來打造骨幹學校、專業和師資。「我認為這些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政府希望農民工子弟可以通過職業教育提升技能,配合『中國製造2025』產業升級,達到地位上的提高。」但同時也發現,職業學校會安排學生到製造業、服務業、IT、物流等行業實習,實習期最長的達到9個月至一年的時間,學生淪為「學生工」,成為企業的廉價勞動力。

職業學校學生淪為「學生工」

「這實際上是國家以教育資源來補貼企業發展,」潘教授說,「讀製造業的學生被分去做流水線,讀服務業的學生被分配去收拾酒店房間,學生的專業技能得不到鍛煉;而沒有過硬的技能來與市場的需要做有效對接,學生畢業後也找不到理想的崗位,大批人才被浪費了。經歷了這第二次的挫敗,他們對未來的發展更加迷茫,也更加叛逆了」。
今年5月,百餘名曾在深圳從事爆破工作的塵肺病患者從湖南來到深圳政府要求維權,尋求工傷賠償。「比起祖輩父輩,年輕的一代已經不滿足於維持溫飽,他們對生活的期望更高、更追求自身的發展和自我價值的肯定,遇到不公平對待時更傾向於採取抗爭的集體行動。」

懷抱着對城市生活的高預期,卻難以通過技能來提升地位、擺脫身份的烙印和枷鎖,農民工是游離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邊緣人,極易產生「被剝削感」,產生仇視社會的心態。根據最新《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目前三代農民工總量約2.87億,農民工問題不予解決,就如同存在着2.8億枚「定時炸彈」,社會矛盾一旦引發,後果不堪設想。

「社會經濟」是最好出路

潘教授強調,能否真正解決農民工的問題,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重新思考我們社會的發展方向,推動「社會經濟」是最好的出路。「這是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潘教授講解道,「它吸納了計劃經濟中『人人平等、所有勞動者都是產權所有者、所有股東都是生產者』的部分,也融入了市場經濟中『重視管理和效率』的部分」。

河北的周家莊是潘教授理想中的烏托邦社會。它是一個將工業和農業有效結合的集體村莊,類似於西班牙蒙德拉貢模式的生產者合作社,農業高度機械化,與畜牧業有機結合,工業以農業的發展為基礎,獲得的產品與收益公平分配。「我們觀察到,這個村莊內的農民沒有一個願意出去打工的,女孩子也沒有一個願意嫁到村外的,村內會補貼學校老師的收入,所以周邊職業學校的師資配備也是非常好的。如果能真正推廣,農民能做到『可進可退』,我相信城市農民工問題、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九三年的一個下午,趕工歐童聖誕的禮物,大火呀逃命去呀,八十幾個女孩就這樣沒了。」──《再見螢火蟲》

——節錄自7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