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維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怨恨，簡單地說，就是一種羨慕、嫉妒、恨交織的情緒。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一書中，美國歷史學家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告訴我們，怨恨（resentment）這個術語是由尼采創造的，其後又由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界定和發展，它是指由受壓抑的、無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惡（生存的嫉妒）所導致的一種心理狀態。

格林菲爾德指出，在現代民族的形成過程中，落後國家總歸要向發達國家學習，模仿後者。在模仿過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來，被模仿者也更為優越（否則，就沒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觸本身往往也突顯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應是怨恨。

在人類歷史上，族裔認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國家」則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中，國家是統治者的私產，人們普遍認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國家。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群體是社會、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蘭、法蘭西和俄羅斯的關鍵群體是貴族，德意志的關鍵群體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精英的觀念變成了大眾民族概念的基因。

堅船利炮催生「中國」

中華文明有數千年的歷史，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的形成則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可以說，是西方人的堅船利炮催生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並使「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出現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伴隨着西方人的到來，特別是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逐漸把効忠的對象由朝廷和皇帝，轉向了民族和國家（但這個轉變沒有徹底完成）。對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數千年文明史、並自認為是世界中心的國家的人民來說，突然發現有一個比自己先進的外來文明，產生怨恨是自然的。

中國的精英們對西方世界的感情是羨慕、嫉妒、恨的交織。一方面，他們將諸如共和、民主、自由、個體權利、理性、科學等這樣一些西方價值觀引入中國；另一方面，他們又根據中國原有的政治文化觀念對西方價值觀進行選擇性吸收或摒棄。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結使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西方價值觀有一種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將其全盤照收。如果可能的話，他們總是試圖從本土文化資源中或其他不優於自己的國家尋找它的替代品。

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對中國的現代化非常重要，它讓中國人有了一個具體的奮鬥目標。但中國人民族概念形成中的怨恨情結也帶來了一系列後果，其中包括；

第一，中國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

我們是「中國人」，是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有共同的祖先，而不是因為我們都是一個主權國家內擁有平等權利的公民。這樣的民族概念給現在的國家治理帶來了一些難題，因為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這樣的民族觀念也使得中國很難吸引外國移民，因為一個外國人不論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多少年，永遠不可能被承認是中國人。

第二，主權大於人權，權力優先於權利。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是在國家「圖強」和「救亡」中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國家功利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它強調國家至上、集體至上，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名義下對個人權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有正當性。至今，「有國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滿」仍然是大部分中國人的基本觀念，儘管這些說法根本不合邏輯。進一步，國家等同於政府，政府等同於政府官員，所以官員的權力總是優先於個人的權利，法治難以形成。

第三，反資本主義，反民主和自由。

中國人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等同於西方世界，承認這些東西，就等於承認西方各方面都優於中國，讓中國人太沒有尊嚴。因此，中國既不能搞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民主，何況民主和自由也不能當飯吃。中國不像德國人那樣有猶太人群體可以怨恨，那就怨恨那些經商賺錢的人吧！即使中國需要市場經濟，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有本質的區別。

第四，「陰謀論」在中國非常有市場。

中國一直是西方陰謀的受害者。中國之所以落後，不是因為我們不聰明，而是因為西方人太狡詐；不是因為我們的體制和文化不優越，而是因為西方人總是搞陰謀詭計，不讓我們發達起來。外國人幫助中國，一定是另有圖謀。

第五，未富先驕，稍強即狂。

怨恨情結使得中國人心中總是憋着一口氣，一有機會就想出人頭地，所以很容易從自卑走向傲慢，國家稍富強了一點，就表現出一種暴發戶心態，到處炫耀，不再謙卑，要做到「韜光養晦」談何容易！

鴉片戰爭過去已經快180年了。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其國際地位也大大提高。但中國人對西方的怨恨情結似乎沒有因此而減少，移民海外的中國人的怨恨情結似乎更甚。近幾年「中國模式」、「新四大發明」之類的說法甚囂塵上，不能不說是怨恨情結的體現。如果「中國模式」能推廣到全世界，中國不僅可以奪回失去已久的優越地位，而且可以洗刷掉不堪回首的百年恥辱。這是何等愜意的事！

怨恨程度是國家發達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個反向度量。中國人的怨恨情結消退之日，或許才是中國的真正崛起之時！（本文是作者讀里亞．格林菲爾德《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一書之後寫的讀書筆記。）

——節錄自9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