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一位堅定的市場化改革者。他之所以能成為這樣一位改革者，是因為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最大的智慧就在於知道自己的「無知」，承認自己的「無知」。正是因為知道自己有所知有所不知，知道沒有人無所不知，他相信市場經濟才是實現民富國強的康莊大道，並選擇了「摸着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道路。

撰文:張維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註：本刊徵得作者同意後刊登，惟篇幅所限，略有刪節。

計劃經濟擁躉：致命自負

計劃經濟的擁護者，實際上既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無知，也沒有認識到人類知識的本質。他們以為，經過適當方式挑選出的專家組成的某個權力機關，只要被賦予足夠的權威，總有辦法收集到制定經濟計劃所需要的訊息，做出合理的經濟決策。實際上，他們把有關事實性的「科學知識」和統計訊息，理解為制定計劃唯一需要的知識，沒有認識到，現實生活中還有一種重要但不能系統組織的知識──默性知識，而正是在這個方面，每個人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某種優勢，只有當立基於這種知識的決策是每個個體做出，或者經由他的積極合作而做出的時候，這種知識才能得到運用。哈耶克批評計劃經濟擁躉的幼稚是「致命的自負」，這種自負使他們無法洞見價格機制的真正作用和分散決策中體現的企業家精神，野心勃勃地試圖用中央計劃取代個體決策，導致了人類的災難。

市場能不斷糾正錯誤

人類的無知也意味着，市場可能出現協調失敗，企業家也會犯錯誤。但是，在考慮一種經濟制度的可欲性時，我們不應該把現實中的某種制度與經濟學家想像的、完美無缺的烏托邦相比較，而應該在不同的實際制度之間做比較。市場經濟之所以優越於計劃經濟，不是因為市場配置資源總是有效率的，而是因為在市場經濟下，由於逐利動機和競爭壓力，人們總是有積極性即時發現和糾正錯誤，無論這種錯誤是別人犯的還是自己犯的。一個企業家犯的錯誤，就是另一個企業家的賺錢機會。糾正別人的錯誤有利可圖，糾正自己的錯誤可以減少虧損。因此，市場是一個不斷糾正錯誤的機制。相反，在計劃經濟下，大權在握的決策者既沒有糾正錯誤的競爭壓力，也沒有糾正錯誤的盈利動機。事實上，他們最有積極性做的，是錯上加錯地掩蓋錯誤，結果通常的情況是，一系列的小錯誤累計成大錯誤，直至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沒有讀過哈耶克的著作，甚至可能壓根就不知道哈耶克是何許人也。但從中外計劃經濟的實踐中，他領悟到了哈耶克從認識論角度證明的結論：市場優於計劃。他認識到人類知識的局限性，認識到自己的無知，因而相信農民自己種地比公社幹部指揮農民種地好，「儍子」年廣久1比想抓他的人更值得尊重，企業家決策比官員決策更有效，地方分權比中央集權更有利於因地制宜和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這就是鄧小平發起市場化和分權化經濟改革的認識論基礎。從這個意義講，他是哈耶克的信徒。

遺憾的是，由於不理解哈耶克的認識論，時至今日，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仍然陷入「致命的自負」不能自拔。他們或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或者假裝自己無所不知，貌似「藝高人膽大」，實則是「無知者無畏」，一會兒建議搞產業政策，一會兒沉迷於刺激總需求，結果是，根據他們的意見制定的政策不僅扭曲了中國的經濟結構，而且使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受到傷害。

鄧小平有關人類及他本人知識局限性的認知，不僅影響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選擇，而且影響了改革路徑的選擇。

與哈耶克一樣，鄧小平認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制度，一定是持續演化的結果，而不是人為設計的產物，因為沒有人有足夠的訊息和能力設計出一個一勞永逸的完美制度。任何人為設計的制度都經不起時間的檢驗。這正是計劃經濟體制難以為繼的原因。

鄧小平被稱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但鄧小平明白，經濟和社會改革不同於蓋大樓、修大橋，不可能按事前設計好的圖紙施工，而必須採取「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頭過河」的辦法。

「摸着石頭過河」是鄧小平漸進式改革思路最直觀、最樸素、最形象的表達。它的認識論基礎是，與經濟制度運行的所有知識一樣，改革所需要的知識也是分散化和地方化的，任何個體和領導集團都不可能擁有操作改革過程所必須的所有知識，鄧小平自己也不例外。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思路不斷受到批評。不論批評者對它的缺點講的如何頭頭是道，他們實際上染上了「致命的自負」，自以為知道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的東西。就我所知，國家體改委從成立之日起，就以制定總體改革方案為己任，先後出台了十多個總體改革方案，但每一個方案充其量只是提出改革的一些原則性建議，沒有一個方案能稱得上是施工藍圖。這不是因為起草這些方案的人不努力、不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可能有制定一個改革藍圖所需要的足夠知識。

鄧小平明白，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知識是實踐知識，改革是一個「幹中學」的過程，不同改革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只能在改革過程中陸續地顯現出來。因此，他主張改革從容易的地方開始，先易後難，循序漸進，而不是畢其功於一役，不能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就搞「眉毛鬍子一把抓」。鄧小平對「一攬子改革方案」不感興趣。

由於同樣的原因，鄧小平主張搞改革先搞試驗，試驗取得成功後再大膽推廣。最為世人稱道的試驗是四個經濟特區的設立，它們可以說是市場化改革的綜合試驗區，承擔着為未來中國探索一條出路的使命。

事實上，在鄧小平時代，沒有一項重要的改革舉措不是從試驗開始的。價格改革、流通體制改革、工資和用工制度改革、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外滙外貿體制改革，等等，概無例外。即使像在上海和深圳建立股票交易所這樣重大的舉措，他也說，可以先試試，不斷總結經驗加以改進，實在不行了再關掉。

鄧小平知道，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對可能發生的事情進行科學預測是不可能的，改革過程中免不了犯錯誤，但不改革沒有出路。所以在重大問題上，他往往願意在摸清全部事實之前就大膽推進，同時為可能發生的必要調整留出餘地。他總是鼓勵各級官員大膽地試、勇敢地闖，不要像小腳老太太走路，不要怕犯錯誤。他說，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因而在他的領導下，「寧可改革犯錯誤，也絕不允許不改革」成了一種官場文化氛圍。許多成功的改革舉措都是各級地方官員冒着風險闖出來的。

堅持「拿來主義」

鄧小平知道，中國改革和發展所需要的許多知識和思想觀念存在於別的國家，特別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他對外開放的決心從未動搖，他從來沒有想過害怕蒼蠅飛進來就把大門關上。1982年訪問日本時，他曾說來日本是為中國的現代化尋找「仙草」。他堅持「拿來主義」，派遣官員出國考察，鼓勵年輕學者出國留學，邀請外國專家為中國出謀劃策。他把吸引外資當作引進先進技術和思想觀念的戰略性舉措，拒不接受「帝國主義夾着皮包回來了」的指控。他在國際上廣交朋友，並且虛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因為他知道，國際友人提供的訊息，可以減少由於無知導致的決策失誤。

鄧小平有自知之明

鄧小平有自知之明。他行事果斷，但不剛愎自用。即使不是他發起的試驗，只要行之有效，他就給予支持。他做出的決策，如果事後證明有誤，他會適時調整。對他沒有知識和訊息做出判斷的新事物，他不輕易表態，而是採取「看看再說」的態度，等自己有了足夠的訊息後再一錘定音，因為他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明白自己在經濟事務上不是高手，因而把經濟決策委任於更熟悉經濟事務的其他領導人。即使在他最擅長外交領域，他也不急於解決那些棘手但並不迫切的難題，因為他相信，後人比今天的人更聰明、更有智慧解決。

知不知，小平也！

——節錄自1月號《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