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建立「一黨領導」政體以來的70年，為研究的時段，述評逢九多災。逢九之災，或可粗分為兩大類：戰爭災難，社會左禍。本文先述兩大類的輪廓，再分析造成禍害的主因。

撰文：丁望　中國問題研究專家

從1949內戰 到西藏戰事

1939年9月，德國希特勒軍隊攻打波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標誌，也是逢九有戰禍的一個紀錄。

二戰雖在1945年9月結束， 但以「社會主義革命」為名的戰爭，接着在歐、亞諸國爆發。蘇共援助中共奪取政權的戰爭（史稱國共內戰，1946－1949）。

1949年1月，（北）平（天）津戰役結束後，中共繼續推進軍事奪權，發起渡江戰役和華南、西南之戰。國民政府於11月重慶失守後遷往台北，國共隔海分治的格局形成。

在10年後的1959年3月，藏民不滿當政者在西藏的強制性「社會主義改革」，要求真正的自治、維護藏族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發動抗議活動。在部分藏軍護送下，達賴喇嘛和支持者逃往印度。中共中央派遣軍隊，在西藏發起「平叛」戰爭。

1959中印戰 珍寶島戰役

1959年8月，中印邊境戰在麥克馬洪線附近發生。

海峽兩岸亦有戰事。1958年8月23日，毛下令炮轟金門（台稱823炮戰）。1959年，仍維持時打時停或隔日開炮的戰局。

毛文革期間（1966－1976）， 中蘇邊境武裝衝突，是主要的戰爭。1969年3月的珍寶島事件，是兩軍在邊境河烏蘇里江珍寶島的戰事。同年6月，新疆裕民縣有中蘇小規模的邊境軍事衝突。

在毛文革結束之後的1979年2月、3月，鄧小平主導對越「懲罰戰」。

1949一邊倒 斯大林秦皇

當政者的極左政策和極左政治運動，造成的社會禍害（左禍），也足以說明逢九多災。

1949年中共建政前後，毛發表〈人民民主專政論〉，又宣布對蘇共一邊倒，確定了中共的政治取向、外交傾斜政策；在經濟領域，則實行蘇共嚴密控制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

所謂人民民主，是政治的偽命題，人民從未真正「當家作主」、享民主權。毛的專政論，源自列寧《國家與革命》闡述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共黨內改革派、憲政民主派李銳，概括毛的政治取向：列寧、斯大林加秦始皇。連黨章規定的「黨內民主」也是空話，何來全社會的民主？

在「一黨領導」體制的專政論之下，1949年就有大舉搜捕行動，以達致「專政的震懾力」。中共定為「早期解放區」的北方一些省份，則開展暴力「土地改革」。

1950年代前、中期的全面土改、鎮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事件、肅反、反右等，都是延續1949年的暴力專政，民眾受到的禍害很深。

1959大飢餓 500萬人餓死

1959年，有範圍更廣的左禍，民眾死亡人數甚多。

1958年，毛發起的三面紅旗運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全民煉鋼（或稱土法煉鋼），是反智、反科學、反民意的極左政治運動。其最大的禍害，是民眾大量餓死（主要是農民和農村居民）。

大飢餓在1958年就發生，餓死92萬；1959年出現第一次「高峰」，餓死近500萬；1960年最高達1700萬，1961年近850萬。這是汕頭大學醫學院一位退休教授，經精細計量學分析後得出的數據。他指出，1959至1961三年死亡人數超過3100萬；1958至1962五年的死亡人數，則超過3456萬1。與其他學者的評估接近。

大飢餓在1963至1966年緩解，但毛文革時又有斷斷續續的飢荒。1979年，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說：「革命勝利30年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

農村試行包產到戶（大包乾， 分田單幹），於1978年初始於安徽、四川等地。比較全面的推行，則是1979、1980年的事。

包產到戶的試驗，並非中共高幹或中共中央的「政策指導」，而是飢餓中難以活下去的農民（人民公社的變相農奴），冒着生命危險「摸石過河」闖出來的生路。誠如改革派經濟學家、曾任朱鎔基總理秘書的李劍閣說的：「農村的改革就是被肚子逼出來的。農民餓的不行了，要討飯了，就冒着死罪搞包產到戶了。」

1969年，是毛文革中林彪權力攀上頂峰的一年，也是社會上左禍沉重的一年。

4月的中共九大，修改黨章把林定為毛的接班人，並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1969上山下鄉 清階級隊伍

1969年，中共的全黨工作，着力於強化專政職能。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在1969年引向高潮，鬥爭「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1950年代已被整的所謂階級敵人）。各地有任意槍殺、活埋之舉，連小童亦不放過。

1969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是「災害面」更廣的左禍。1968年12月，毛發出政治號召：知識青年應下鄉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1969年形成「知青下鄉潮」。

在城市沒書讀、沒機會就業者被趕到農村、軍隊生產兵團，被奴役幹苦活而得不到合理報酬、生活環境惡劣。不少城市女知青被幹部、軍官強姦，或受盡性勒索之苦。

1979兩手策略 定四項原則

1979年，經濟體制改革逐步試行，但政治上的「左」殘渣仍甚多。鄧小平是「經濟右手與政治左手並舉」的政治強人，在4月的一次講話，他大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又確定「四項原則」（或稱四個堅持）為政治大方向：堅持馬列主義毛思想、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

此後，列寧、毛澤東的一套專政論，仍深深影響政局，對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的改革造成一大障礙。

1989軍隊開槍 天安門事件

1989年最大的左禍，是以軍隊開槍處置八九學潮，留下難以彌合的社會創傷。此即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第一次在1976），或稱六四事件。

1989年4月，改革家胡耀邦蒙冤病故，北京學生有自發的行動，到天安門廣場悼念他，後來演變為各地民眾聲援的和平請願。

中共高層開明派趙紫陽、胡啟立、萬里等主張以和平方式平息，他們的相應舉措也有達到「和平退場」的預期。鄧小平和極左派卻決定動武，導致6月4日的開槍事件。

事後上台的總書記展開全面的秋後算賬，追查參與和平請願者，強化對知識界的控制、反自由化。後來，又在「講政治」口號下，強化專政職能。1980年代略為寬鬆的政治生態消失，左局越陷越深。

1999年，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仍受「左局」之困。當政者仍強調「講政治」，要求各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警惕國際國內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這也是2019年政治宣傳的主調之一）。

2009重慶模式 唱紅和打黑

2009年，薄熙來重慶模式的大肆宣揚，被視為「毛文革回潮」的社會災難。

在2007年秋十七大入政治局的紅二代薄熙來，出任重慶市委書記後我行我素，在宣揚毛的「敢想敢說敢幹」口號之下，與胡錦濤、溫家寶的新政背道而行，另行一套強化專政職能的舉措，如強制市民誦毛語錄、唱紅歌、講毛時代的「革命故事」和「學雷鋒」；又脫離法律軌道「打黑」，任意沒收「黑企業家」的資產，形成新的紅色恐怖。後因胡、溫的強力反擊，薄終失敗被囚。

2019兩維護 清除兩面人

2019年，「亞文革」將持續。其可能的取向是：一、強化「兩維護」，提升核心的權威地位和權力的集中統一；二、以「四個不純」為藉口，強調「偉大鬥爭」和「向核心看齊」，清查、清算、清除「兩面人」；三、擴大強化對知識界、宗教界的控制。

2月底，官方公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俗稱黨建20條或20條），重申核心人物的「講政治」。「講政治」的「內核」是「兩維護」：維護「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文件最特別之處，是提出清除「兩面人」，並觸及清除的政治藉口：「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政治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

宣傳文件者最具「戰鬥號召」的解釋是：「旗幟鮮明地……把政治上蛻變的『兩面人』及時辨別出來、清除出去，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攫取政治權力……破壞黨的集中統一。」這段話，無疑是暗示有「陰謀政變者」。

3月人大年會的報告，強調安全危機，「敵對勢力」滲透和顛覆，也是2019年的「風向標」。至少掌權者已為「偉大鬥爭」在做「輿論鋪墊」。

在政治持續左轉下，知識界的言禁更甚，地方官加快強拆教堂十字架和驅趕非官方教會。

香港深受北京左局的困擾，兩制邊界將更加模糊，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受到的衝擊諒會加大。

多災皆因人禍

逢九多災與自然災害無關，而是人禍。人禍，是指掌權者脫離實際、遠離科學常識、漠視民疾的決策與政治運動、政治整肅，好大喜功的「敢想敢幹」和編造階級敵人（敵對勢力）鼓吹鬥爭，妨礙乃至破壞經濟發展。

避免戰亂、人禍，應走社會現代化的文明之路。文明的建立關乎四大因素：制約公權、保障民權、司法獨立的法治；民眾享有自由、民主、人的尊嚴的社會制度；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包含獨立媒體、宗教自由、壓力團體的民間社會。「一黨領導」體制缺乏此四大因素。

——節錄自四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