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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3日 推介文章

一黨專政體制 科學民主短缺

撰文:丁望 中國問題專家

中共建政後的毛時代(1949-1976),個人極度集權的權力體制,形成家長制、一言堂,而政治領導層又缺乏科學素養,許多決策、施政和政治理念違背常識,鼓吹「敢想敢說敢幹」,實是脫離實際的「蠻幹」。這就是史學家余英時論析的「反智反科學」。

1950年代中期,毛把益鳥麻雀列為害鳥,指令各地在「除四害」中消滅麻雀,就是違背科學常識、勞民傷財的強制舉措。

1958-1960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全民煉鋼,更是違反常識、反科學的政治運動。

隨意的「共產主義暢想」在各地泛濫。第一黨報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暢想」(1958.8.27),迎合毛的「敢想敢說」;地方官編造「豐產衞星」,並攀比「高峰」。

水稻畝產原只有一、二百斤乃至幾十斤,竟吹成幾千甚至上萬斤。有地方官放出十數萬斤的「豐產衞星」,上海「左王」柯慶施在上海郊區的「豐產衞星」,竟超過17萬斤。

把鐵飯鍋、鐵窗丟到「土高爐」,只能把鐵燒焦而「煉」不出鋼,是簡單的常識,毛卻強制民眾這樣「大煉鋼鐵」,幻想在三、五年「趕上英國」。

原子能科學 也來大躍進

「共產主義暢想」的荒謬,還在於向尖端科學技術挑戰的「蠻幹」。第一黨報響應毛的大躍進號召發表社論,稱只要「下定決心」,就能發起「洋土結合⋯⋯辦原子能科學」的活動。

大躍進狂熱衍生「五風」: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權風,糧食、財政的數據虛報成分大。副總理李富春說,大躍進的大毛病「是缺乏科學精神」,未能「從客觀實際出發進行科學分析」。

「五風」導致5年大飢餓(1958-1962),餓死者超過3000萬(大都是農村居民)。

耀邦實踐說 科學發展觀

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檢討毛的極左錯誤。1978年,胡耀邦(1915-1989)主導「實踐檢驗真理」與「兩個凡是」的論戰,在第一代老人支持下,變通毛的僵化教條;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有限度批判毛晚年錯誤、全面否定文革。

胡耀邦提出「實踐說」,強調理論、決策、施政須從實際出發,不能脫離現實,應有科學的調查和驗證。這是針對毛的反智和反科學傾向、大躍進和文革的極左折騰。

胡溫新政期間(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溫家寶總理主導草擬科學發展觀,後列為「指導理論」。這是對「實踐說」的發展,旨在以科學精神約束決策、經濟規劃,保護自然生態,並以科學管理方法建立可持續、協調發展空間。

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全面的科學發展理論。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牽制、極左派的干擾,胡溫新政及其科學發展觀受到很大阻力,成效不大。

這幾年政局左轉,政治宣傳的主旋律之一,是中國崛起、人民富起,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引領全球治理。科學發展觀被邊緣化。

崛起之說,以經濟規模大為支撐點(GDP居全球第二)。即使第二經濟體是崛起的標誌,與先進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很大。

粗放型經濟 人均量甚低

避開人均量說崛起、富起,被視為吹噓。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數據,2018年人均GDP(美元),紅色中國(紅中)約9600元(低於全球平均數),香港超過4.8萬,台灣超過2.5萬,新加坡超過6.1萬,差距非常大。

GDP高增長(1980-2010年均超過9%)的背後,是「三高三低」的粗放模式: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勞力低效率、經營低效益、產業低端鏈。環保事故多、礦難和工廠爆炸頻仍,大大增加民眾的健康和生命風險,暴露科學管理水準偏低、裝備的科技含量不足,資源、環境代價甚大。

個人大集權 無黨內民主

民主仍是稀缺的政治資源。官方的政治宣傳,聲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是最優秀的民主制度。事實是:執政黨並無真正的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個人集權衍生家長制、一言堂,家長意志高於一切,何來全社會的民主?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說,行政機構成為執行黨指令的工具,「一切權力都集中在黨的手裏⋯⋯運用權力意志來指揮甚至命令群眾」。她認為,黨內「缺乏平等、寬鬆、平和地交換思想、溝通認識的黨內民主氛圍,缺乏解決矛盾分歧的黨內民主機制」;再加上階級鬥爭思維和個人崇拜的影響,導致不斷的黨內政治鬥爭,「最終黨的領導變成了個人領導」。

這幾年,個人集權的程度超過毛時代或「小平拍板時期」。造神的政治宣傳,重在「兩維護」和表態効忠。「兩維護」指維護總書記在黨中央、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核心的權威和集中、統一(權力的集中和政治意志統一於核心人物)。

在個人極度集權下,「黨內民主」只是口號,全社會的民主自必遙遙無期。

科學和民主 涉自由法治

科學和民主有賴自由和法治的基礎。一個經濟體、國家能否真正崛起走向文明,首先必須有自由的社會制度和制約公權、保障民權、司法獨立的法治。

人是獨立的個體,不是政黨、政治權要的馴服工具。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言論、新聞、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及人身自由、居住和遷徙自由。沒有最起碼的自由權,不能獨立思考,只能依附於政黨而生存,何來科學、民主?何來社會文明?

曾任政協副主席、作家協會主席的巴金(1904-2005),在《隨想錄》記述五四後和毛時代的人生經歷,提到五四後「開始接受新思想」,「敞開胸膛盡量吸收」,接受了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在毛時代「反右」(1957)後,卻生活於恐懼中:

「有了一種恐懼,總疑心知識是罪惡,因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不光彩的名稱了。」

「下定決心用個人崇拜來消除一切的雜念,這樣的一座塔就是建築在恐懼、疑惑與自我保護上面,我有時清夜自思,會輕視自己的愚蠢無知,不能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哪裏有什麼『知識』?」

「我給壓在個人崇拜的寶塔底下一直喘不過氣來」。

從1920年代的自由思考,到後來的紅色恐懼,是許多早年曾追求科學民主者的歷程,足以說明科學民主有賴自由和法治的基礎。

——節錄自五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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