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丁望 中國問題專家
中共建政後的毛時代（1949-1976），個人極度集權的權力體制，形成家長制、一言堂，而政治領導層又缺乏科學素養，許多決策、施政和政治理念違背常識，鼓吹「敢想敢說敢幹」，實是脫離實際的「蠻幹」。這就是史學家余英時論析的「反智反科學」。
1950年代中期，毛把益鳥麻雀列為害鳥，指令各地在「除四害」中消滅麻雀，就是違背科學常識、勞民傷財的強制舉措。
1958-1960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全民煉鋼，更是違反常識、反科學的政治運動。
隨意的「共產主義暢想」在各地泛濫。第一黨報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暢想」（1958.8.27），迎合毛的「敢想敢說」；地方官編造「豐產衞星」，並攀比「高峰」。
水稻畝產原只有一、二百斤乃至幾十斤，竟吹成幾千甚至上萬斤。有地方官放出十數萬斤的「豐產衞星」，上海「左王」柯慶施在上海郊區的「豐產衞星」，竟超過17萬斤。
把鐵飯鍋、鐵窗丟到「土高爐」，只能把鐵燒焦而「煉」不出鋼，是簡單的常識，毛卻強制民眾這樣「大煉鋼鐵」，幻想在三、五年「趕上英國」。
原子能科學 也來大躍進
「共產主義暢想」的荒謬，還在於向尖端科學技術挑戰的「蠻幹」。第一黨報響應毛的大躍進號召發表社論，稱只要「下定決心」，就能發起「洋土結合⋯⋯辦原子能科學」的活動。
大躍進狂熱衍生「五風」：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權風，糧食、財政的數據虛報成分大。副總理李富春說，大躍進的大毛病「是缺乏科學精神」，未能「從客觀實際出發進行科學分析」。
「五風」導致5年大飢餓（1958-1962），餓死者超過3000萬（大都是農村居民）。
耀邦實踐說 科學發展觀
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檢討毛的極左錯誤。1978年，胡耀邦（1915-1989）主導「實踐檢驗真理」與「兩個凡是」的論戰，在第一代老人支持下，變通毛的僵化教條；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有限度批判毛晚年錯誤、全面否定文革。
胡耀邦提出「實踐說」，強調理論、決策、施政須從實際出發，不能脫離現實，應有科學的調查和驗證。這是針對毛的反智和反科學傾向、大躍進和文革的極左折騰。
胡溫新政期間（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溫家寶總理主導草擬科學發展觀，後列為「指導理論」。這是對「實踐說」的發展，旨在以科學精神約束決策、經濟規劃，保護自然生態，並以科學管理方法建立可持續、協調發展空間。
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全面的科學發展理論。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牽制、極左派的干擾，胡溫新政及其科學發展觀受到很大阻力，成效不大。
這幾年政局左轉，政治宣傳的主旋律之一，是中國崛起、人民富起，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引領全球治理。科學發展觀被邊緣化。
崛起之說，以經濟規模大為支撐點（GDP居全球第二）。即使第二經濟體是崛起的標誌，與先進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很大。
粗放型經濟 人均量甚低
避開人均量說崛起、富起，被視為吹噓。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數據，2018年人均GDP（美元），紅色中國（紅中）約9600元（低於全球平均數），香港超過4.8萬，台灣超過2.5萬，新加坡超過6.1萬，差距非常大。
GDP高增長（1980-2010年均超過9%）的背後，是「三高三低」的粗放模式：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勞力低效率、經營低效益、產業低端鏈。環保事故多、礦難和工廠爆炸頻仍，大大增加民眾的健康和生命風險，暴露科學管理水準偏低、裝備的科技含量不足，資源、環境代價甚大。
個人大集權 無黨內民主
民主仍是稀缺的政治資源。官方的政治宣傳，聲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是最優秀的民主制度。事實是：執政黨並無真正的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個人集權衍生家長制、一言堂，家長意志高於一切，何來全社會的民主？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說，行政機構成為執行黨指令的工具，「一切權力都集中在黨的手裏⋯⋯運用權力意志來指揮甚至命令群眾」。她認為，黨內「缺乏平等、寬鬆、平和地交換思想、溝通認識的黨內民主氛圍，缺乏解決矛盾分歧的黨內民主機制」；再加上階級鬥爭思維和個人崇拜的影響，導致不斷的黨內政治鬥爭，「最終黨的領導變成了個人領導」。
這幾年，個人集權的程度超過毛時代或「小平拍板時期」。造神的政治宣傳，重在「兩維護」和表態効忠。「兩維護」指維護總書記在黨中央、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核心的權威和集中、統一（權力的集中和政治意志統一於核心人物）。
在個人極度集權下，「黨內民主」只是口號，全社會的民主自必遙遙無期。
科學和民主 涉自由法治
科學和民主有賴自由和法治的基礎。一個經濟體、國家能否真正崛起走向文明，首先必須有自由的社會制度和制約公權、保障民權、司法獨立的法治。
人是獨立的個體，不是政黨、政治權要的馴服工具。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言論、新聞、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及人身自由、居住和遷徙自由。沒有最起碼的自由權，不能獨立思考，只能依附於政黨而生存，何來科學、民主？何來社會文明？
曾任政協副主席、作家協會主席的巴金（1904-2005），在《隨想錄》記述五四後和毛時代的人生經歷，提到五四後「開始接受新思想」，「敞開胸膛盡量吸收」，接受了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在毛時代「反右」（1957）後，卻生活於恐懼中：
「有了一種恐懼，總疑心知識是罪惡，因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不光彩的名稱了。」
「下定決心用個人崇拜來消除一切的雜念，這樣的一座塔就是建築在恐懼、疑惑與自我保護上面，我有時清夜自思，會輕視自己的愚蠢無知，不能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哪裏有什麼『知識』？」
「我給壓在個人崇拜的寶塔底下一直喘不過氣來」。
從1920年代的自由思考，到後來的紅色恐懼，是許多早年曾追求科學民主者的歷程，足以說明科學民主有賴自由和法治的基礎。
——節錄自五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