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裴敏欣　（克萊門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著有《中國的裙帶資本主義》，他是國會圖書館首任中美關係講席研究員。）

華盛頓—中國通往開放社會的進程在1989年6月3日—4日人民解放軍屠殺至少幾百名、可能上千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和平示威的人民時戛然而止。這場鎮壓成為執政的中共的永遠的污點，儘管中共不遺餘力地洗白歷史，壓抑集體記憶。

三十年後，中共鎮壓示威的決定的後果變得更加難以擺脫。回顧往事，很顯然這場悲劇決定性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排除了漸進而和平地轉向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可能。

值得銘記的是，天安門屠殺之前的這十年讓人們充滿了希望。中國有一個選擇。它可以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更正統的斯大林主義但不是毛澤東主義模式，體制中的保守派支持這條路。它也可以採取漸進的改革發展市場經濟、法治以及更加開放的政治制度，溫和自由派希望如此。或者，它可以效仿台灣和南韓的新權威主義模式，在一黨專政下實現經濟現代化，鄧小平一直提倡走這條道路。

這三個派系──保守派、改革派以及新極權主義現代化派──在解放軍的坦克和部隊開進廣場之前陷入了僵局。這場大屠殺、幾個月後十分巧合的柏林牆的倒塌，以及1991年12月蘇聯的最終解體改變了這一切：最後只有新權威主義選項存活下來。天安門鎮壓後的政治清洗幾乎將自由派清楚殆盡，而保守派──他們因為共產主義的倒台而士氣低落，惶惶不可終日──也無法拿出可行的生存策略。

但是，儘管新權威主義派掃清了障礙，但到1992年，當87歲的鄧小平開始歷史性的南巡以拯救體制、也為自己的鎮壓決定贖罪時，新極權主義派和保守派已經合為一體。對於1989年後的秩序，沒有簡單的標籤能夠準確描述，但其最顯著的特徵是務實主義、裙帶資本主義以及戰略克制。

特別是務實主義讓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共嚐到了甜頭。在國內，靈活的政策方針讓體制能夠採取增長試點，收編社會精英，應對其權威受到的挑戰，而鄧小平「韜光養晦」的訓令也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中共一直將西方視為一種生存性的意識形態威脅，用不懈地培養民族主義情緒來對付它們。但中國領導人知道，他們是自由國際秩序的免費搭車者，因此小心翼翼地避免與美國發生任何衝突。

與此同時，在經濟方面，中國採取了大膽的市場改革，開放程度甚至比20世紀80年代更有過之，但並沒有放鬆對經濟重要部門的控制，如金融業和國有企業。

在大約二十年裏，鄧小平的生存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謂的中國經濟奇蹟提高了中共的合法性，也迅速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這一後天安門秩序在2012年年底戛然而止。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他重建了強人統治，重振了列寧主義，重施極權主義社會控制，最重要的是，他直接挑戰美國，這與1989年以來的務實主義、精英權力共享和戰略克制背道而馳。

儘管如此，公平地講，鄧小平的新極權主義模式一直存在致命缺陷，使其難逃死亡宿命。鄧小平本人回避政治改革，這使得體制喪失了阻止毛澤東式人物回歸的機制。在某種程度上，中共遇到鄧小平身後的兩位繼任者江澤民和胡錦濤非常幸運，他們受到強大對手的制衡，即使他們想復興個人統治也不可能。由於經濟發展產生了惡性裙帶資本主義，大部分精英主持着體制內部密不透風的庇護網絡，因此很容易成為「反腐敗」清洗的對象。

在習近平時代，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政治鴻溝不斷拉大，即使經濟一體化有所深化。中共煽動中國民族主義來增強自身合法性的做法非常有效，而其充裕的財力能夠撐起巨大的鎮壓機器，包括臭名昭著的防火牆。如果中國不曾獲得如此大的財富和實力，這些其他發展趨勢可能根本不重要。但中共回歸硬性威權主義，加碼國家資本主義，放任地緣政治野心，最終讓西方開始對中國反目。

從很多角度講，今天的中國開始像是20世紀50年代：中共由一位公開要求黨「不忘初心」的強人領導。意識形態教育再次被強化；美國又成了敵人，而俄羅斯再次變成朋友。在經過了30年的歧路之後，中國走上了要為天安門廣場鎮壓負責的保守派想要的方向。國家掌握一個強硬派列寧主義政權手中，它依靠混合經濟及無情的鎮壓來維持。這是持續的天安門悲劇。

——Project Syndicate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