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潘鳴嘯:強推逃犯條例是獨裁
2019年6月27日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潘鳴嘯對中國的好奇,萌芽於青年時期。當年法國人對中國普遍感到陌生,他卻對這個遠東神秘國度深感興趣,選擇攻讀中國哲學。六十年代,法國捲起「五月風潮」,學生不滿戴高樂政府家長式管治,紛紛上街呼籲革命,毛派、共產主義等左派思想百花齊放。

學運後,潘鳴嘯原本打算留學北京,進修中文,怎料中國文革仍然如火如荼,斷絕與外國學生交流。最終他在1971年,買一張廉價機票到相鄰的香港,一邊教授法文,一邊到新亞書院學習中文。

緣起緣滅,皆有定數。雖然他錯失在北京交流的機會,卻在相隔數千里的香港,遇上了南逃的年輕知青,親耳聽他們自白,揭開紅色大陸的神秘面紗。後來,他決心研究知青的經歷,集大成出版《失落的一代》,成為研究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著名學者,九十年代更成為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探討內地社會、政治問題。

紀念六四是勝利

記者第一次與潘鳴嘯見面,是在中大六四紀錄片《流浪的孩子》放映會。訪問當日,剛好又是六月四號,當晚是他第二十次踏足維園參加六四晚會。

三十年來,潘鳴嘯念念不忘「六四」一刻,當年他滿心期盼中國藉學運變得文明開放。怎料,天安門的槍聲打破了他的憧憬,「解放軍用坦克、子彈去殺手無寸鐵的百姓,很不應該。」

他形容,六四事件是現代中國的轉折點,中共錯失政治改革的良機。近年,有人開始質疑六四晚會行禮如儀;新一代年輕人甚至選擇「割席」,形容是他國的歷史。談及此現象,潘鳴嘯形容想法幼稚,但理解為何有這種想法,「因為港人碰到最堅硬的中共,無計可施。」

「內地搞強迫遺忘,在年輕一代中很成功。我有很多大陸學生,他們聽完六四事件很吃驚,有時甚至會哭,思考為何住在中國也不知道這段傷痛的歷史。」相較之下,香港成為中國唯一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已經算是勝利,「好像一個傳統,如果沒有,這裏也不再是香港了」。

多年來,潘鳴嘯一直關心中港民主發展,體會到兩地無可避免互相影響,命運密不可分。「正如當年八九民運,全球注視天安門廣場的一舉一動,全球或是聲援支持,或是籌款幫忙,香港人更是出錢又出力,香港人很明顯知道,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是分不開的,如果當年趙紫陽能改變中共,對香港也有好處」。

前年香港熱烈討論普選特首方案,潘鳴嘯的朋友甚感樂觀,猜想中央容許香港有普選,最終將慢慢影響中國,但他心底明白大陸的體制,怎會容許有真普選。最終普選方案要設立門檻,遭反對而胎死腹中。「這對香港人是一種侮辱,以為可用大陸想法強迫香港人。」

「一國兩制」變質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兩地關係更是變得密切。「回歸初期,香港與內地尚算能找到一個平衡點,後來胡錦濤當政,雖然有用錢、廣告等方式影響媒體,基本上還是保持『一國兩制』。然而最近幾年『一國兩制』的承諾,卻逐漸變質成『一國1.5制』。」潘鳴嘯在港生活長達二十年,見證這種改變,他直斥現時中央公然干預香港事務,最明顯的例子是銅鑼灣書店老闆及員工神秘失蹤。

他也留意到部分人近年被禁止踏足香港,其中包括著名八九民運人士、香港外國記者協會(FCC)副主席馬凱。不禁問誰決定入境黑名單?「以前不是這樣,我認為這是中央向香港政府施壓,雖然我沒法去查證。」

自習近平成為國家主席後,潘鳴嘯察覺到整個中國政治方向轉變,「自由空間愈來愈窄,不同思想被禁止」。隨着大陸向左轉,香港也難以獨善其身,遭受愈來愈多的干擾。他表示,香港「五十年不變」大限即將走到一半,可是23條立法「中途腰斬」,愛國教育未竟全功⋯⋯,習近平絕不能接受。「他對任何問題的態度,就是用盡權力,不允許反對聲音」。

特首淪為北京合作者

自香港政府推出修訂逃犯條例後,反對聲音往往往離不開對內地法治系統的質疑。「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沒有真正法治,沒有獨立於黨的法律制度,面對香港各界的反對,政府還要堅持通過條例,只能說是獨裁的態度。」潘鳴嘯毫不諱言指,逃犯條例明顯損害香港前途,甚至有「親中商人」發聲,開始時政府毫不讓步,原因有兩個:

第一,香港特首並非港人選出,而是中共間接選擇,不需要對香港人負責,只需聽命北京領導層。「當然,有可能是特首討好中央政府而自作主張,過於積極,內地官方經常有此毛病。」

第二,是中共領導人思想改變。相比2003年,胡錦濤與董建華不敢違背民意,決定收回23條立法,習近平卻拒絕妥協。潘鳴嘯從電視上觀看特首林鄭月娥的反應,認為她只能選擇成為中央的「合作者」,承受很大壓力,「有時候辭職是表示道德和勇氣的方法」。

經歷過法國學運、接觸中國知青,潘鳴嘯深深明白年輕人對自由的盼望。他認為,香港人雖然表面上奉行實用主義,但仍然清楚知道人權與自由是十分重要,會竭盡所能守護權利,於關鍵時刻的表現令人佩服。

作為觀察香港近五十年的漢學家,他得出一個結論:不要低估香港人。

——節錄自七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