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丁望

香港的「六九大遊行」，有上百萬人參加；大遊行前，則有律師的黑衣靜默遊行。遊行者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俗稱「反送中」），抗議將涉罪港人移交大陸審判。和平、有序的請願，突顯港人濃濃的焦慮感。

北京續左轉 香港受影響

焦慮的，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受到衝擊，兩制邊界日漸模糊，一制化（陸化）的速度加快。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維持原有制度優勢、確保自由和法治不走樣，面對的風險日增。這是關乎紅朝政治生態的變化。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來，政局持續左轉，近兩年回到毛老路的程度更甚。最引起北京知識界思考群關注的，是官方重提階級鬥爭論，反覆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論和敵對勢力論，宣揚刀把論和清查「兩面人」，社會瀰漫不安的氣氛，「用腳投票」的人大增。

香港無法置身在紅朝的政治生態之外，政局左轉對香港政治、社會的影響正加大。在「六九大遊行」後，北京黨媒有評論說，港人上街遊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受西方勢力的煽動；針對6月12日年輕人的示威，有的評論說是西方策動的「顏色革命」。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論和敵對勢力論的泛濫，暴露任意上綱羅織罪名的「左習慣」。

今年適值中共建黨98周年、建政70年，官方已有相關的宣傳攻勢。本文探討無產階級專政（下稱「專政」），政治生態之變；涉及專政的大輪廓、極左折騰下的「苦難歷程」、香港面對的政治陰影。

執政黨專政 實是家長制

專政，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重要命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都稱專政是以強制、暴力手段，對付被列為「敵人」的一部分。北京官方的《辭海》，相關條目寫道：「統治階級依靠國家機器實行的統治。⋯⋯憑借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機關，鎮壓敵對階級的反抗，貫徹本階級的意志，維護本階級的利益。」、「專政有時指無產階級對階級敵人實行統治的方法。」

在毛時代（1949-1976），專政被稱為「國體」。82憲法的序言，稱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序言也提堅持四項原則：中共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思想的指引，專政的實行，社會主義的道路。前一段，是按毛對「國體」的定性；後一段，是鄧小平（1904-1997）在1980年的定調。

「一黨領導」權力體制下的「國體」，名義上由無產（工人）階級領導，而執政黨中共號稱「工人階級先鋒隊」，故實際是中共領導一切，即今日宣傳語：「黨委領導一切」。這種體制的特點是：黨高於國、黨在法上、權比法大。

在個人極度集權之下，黨的領袖又往往高於黨、國、法，形成家長制、一言堂，衍生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政治生態。

「一黨領導」體制的國家或政黨，並非全民國家或全民黨，這是許多港人還未了解的事。

非全民國家有敵我界線

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1894-1971）批判斯大林的專制主義。後來，他實施局部「解凍」政策，聲稱要把蘇共改造為全民黨，不再只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把蘇聯改造為全民國家。

毛反現代修正主義（反修），大罵全民黨和全民國家是現代修正主義，背叛馬、列的階級鬥爭論，表示堅持專政即執政黨專政，實質是各級當權派專政。

毛認為，「共和國」只屬於人民，而非全部國民，故反對全民國家之說，除了工人、農民是人民之外，其他階級有的被定為「專政對象」；黨和政府與他們的矛盾，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

1950年代，被毛定為階級敵人的，是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文革時（1966-1976）擴大為黑九類，即黑五類加資產階級（資本家）、修正主義分子和黑幫、叛徒和內奸、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臭老九）。

階級敵人和「專政對象」的裁定，不是依據法律、司法程序，而是當權者特別是大家長的「政治需要」，「揪鬥」階級敵人的罪名，是當權者隨心所欲的編造。

被列入另冊過非人生活

在專政下，黑五類的苦難令人心驚肉跳。重慶大學副教授譚松的調查報告，透露1950年代土改時四川奉節縣地主家屬的慘狀：「被燒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兒媳婦，土改民兵許定勝（音）向她逼要金銀，彭吉珍交不出，這位姓許的民兵就把她脫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當時在場的一位農會幹事向賢早把區長叫來，彭吉珍會被當場烤死。」

上海「左王」柯慶施，在1958年趕黑五類出上海。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志琴，提到一戶黑五類被驅趕到甘肅省荒漠的苦況：「冬天，凍開裂的手露出帶血的骨頭，不停地挑沙、積肥；一個瘦弱的江南女子，一肩挑起一百五十多斤。⋯⋯飢餓的年代到來了，同去的一百多名上海人，餓死了三分之一，她帶着孩子吃樹葉、啃樹皮，甚至吃自己的大便，一度瀕於死亡。」

中共的高級幹部，一旦被定為黑幫列入「專政對象」，也大吃苦頭。胡耀邦就曾被批鬥、示眾：「他們被一些大漢像扔麻包一樣扔到大卡車上，開車後被喝令跪着，不許扶東西，接着就是一頓暴打。」

這幾年的「維穩」，也時有暴力事件，毛式的「捉人戴高帽遊鄉（街）」，又在各地「復活」。

北京政治生態劇變，毛式的極左折騰又來了。最常見的，是當權者把弱勢群體的和平抗爭，上綱到敵對勢力、煽動顛覆，以維穩之名整人。這種「強亮劍」的鬥爭格局，必將影響香港的「一國兩制」，兩制邊界會更加模糊，言論、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承受更多壓力。修訂《逃犯條例》不可能正式取消（撤回），只可能延緩。

——節錄自七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