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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0日 推介文章

丘成桐:教改大錯特錯
—— 通識通通不識 不教歷史數典忘祖

丘成桐是土生土長的國際知名數學家,多年來,只要香港有大學出現校長空缺,都不期然會想起他。但他從不動心,不是對香港沒有感情,而是有感這一代年輕人不尊師重道,大學校長夾在政府和學生之間,無法在學術上貢獻所長。愛之深,責之切,丘教授接受本刊訪問時,直指回歸後中學教育完全失敗,孕育出一代缺乏歷史感、文化觀,沒有理想、楷模的年輕人!

撰文:張婷婷 本刊特約記者、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

丘成桐整個成長階段都在香港度過,接受的是港英殖民地教育。17 歲培正中學畢業後,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3 年間便完成4年制的大學課程,隨即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深造,在著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教授指導下,僅用兩年就取得博士學位。

1982 年,因攻破困擾數學界四分之一世紀的「卡拉比猜想」(Calabi's conjecture),丘成桐獲頒被視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斯數學獎」(Fields Medal)。

對於香港教育的變遷,丘成桐了然於胸,也感觸良多。去年(2016年)12月,他回港為有份創辦的恒隆數學獎擔任評審,出席參賽者答辯會。剛升讀中文大學一年級的金獎得主梁辰楷令他留下深刻印象,欣賞梁同學基於興趣鑽研數學,動機單純。但另一方面,他又察覺時下香港普遍年輕人積習深重。

做校長要怕學生又怕政府

今年68 歲的他對教育仍然孜孜不倦,中美兩邊飛,擔任哈佛大學William Caspar Graustein 講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過往每逢香港有大學遴選校長,丘成桐總被認為是適合人選。可惜他始終興趣缺缺,「不能夠發揮我所長,回來有何用?」他道出做校長的目標是:要能夠在學術上做出成績!「現時大學校長的困境是既怕學生,又怕政府,結果什麼也做不來。」

母校中文大學正展開遴選新校長程序,接替2018 年離任的沈祖堯。早前有中大學生代表要列席新校長遴選委員會,遭校董會拒絕。在此之前,不同院校學生衝擊校委會或圍堵校董會事件時有發生。丘成桐不怕大學政治化,但最看不過眼年輕人動輒拿美國來相比,「以為美國很民主,民主到可以胡說八道」。

「我在美國47年,從未聽聞有一間大學可以讓學生加入遴選委員會,事實上連教授也未能加入」。他以哈佛為例,自己作為教授,僅獲校董會發電郵邀請表達意見,最終決定權仍在校董會。「一個剛中學畢業的學生,對大學運作一無所知,學問未有基礎,何以會覺得自己有資格選校長呢?」

他坦言高等教育本來就是不民主,「假如民主,為何是我作為你的導師?為何是我決定你能否取得博士學位?雙方地位非對等,因我比你知得多,否則何須跟我學習?」

丘成桐憶述自己就讀中大時,當時覺得遴選制度很合理,「不知為何這十多年間完全改變了!我覺得很多事情是因為中學教育失敗,學生缺乏對民主和文化的基本了解!」

抗爭不忘尊師、守法

丘成桐經歷香港火紅年代,讀書時亦有參與社會抗爭、保釣運動,那時社會對立不比現時少,有些學生更被懷疑是共產黨,但師生間仍然互相尊重。

對於有人形容現時的學生有如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丘教授覺得學生未至對老師作出身體傷害,但言語上的傷害亦相去不遠矣!「在美國,學生雖會直呼我叫Yau,但基本上是尊重的,因為知道我們教授的學識比他們高。」

他慨嘆,中港台學生法律觀念一直都很薄弱,近年更變本加厲。他舉例說,四十多年前參與保釣運動時,一些同學過馬路「衝紅燈」,他想阻止,對方卻稱「我們在搞革命,何須遵守法律?」

丘成桐認為,抗爭要在法律下進行。「沒有法律基礎,民主便不存在!會變成我丘成桐口中說的就是民主,你說的便不是,我比你更民主,但這怎算民主!」

對於有年輕人宣稱香港是一個民族,應該獨立,丘教授以「可悲」、「不幸」來形容,認為這是因為香港過去十多年取消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導致年輕一代對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認識,未能建立與中國的感情所致。

丘教授直指,回歸後教育政策制訂者難辭其咎,在中學取消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以及加入通識教育都是一個災難!「教改大錯特錯,不教歷史是絕大錯誤,所謂通識教育是假的,真正的歷史內容 學生是必須知道的!」

教育政策制訂者難辭其咎

丘成桐以親身經歷說明讀史的重要性,父親丘鎮英去世前擔任中文大學前身崇基書院哲學系教授,在父親的薰陶下自幼熟讀古文詩詞及歷史,一套《史記》讀得滾瓜爛熟。他憶述,年輕時讀到唐朝盛世便覺興奮,戰敗亡國就黯然傷心,透過學習中史產生了家國之情。另外,學習詩詞歌賦也能牽動對中國文化的情懷。

「不教歷史,學生難以對國家有感情依托。」丘成桐認為,即使不教中史也應該教香港歷史,所有歷史都不教無異數典忘祖!

對於很多人擔心教歷史會被當局利用來洗腦?丘教授以他中學時期讀鴉片戰爭的歷史為例,當年港英政府避重就輕,將鴉片戰爭稱作「貿易戰爭」,但課本上寫「貿易戰爭」又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共產黨可以自己宣稱文革好,但最低限度大家知道箇中事實,可以用理智分辨是非好壞。」

他惋惜時下年輕人連一些基本的事實亦無從掌握,公然用「支那」這種字眼,他們不知當年中國人所受到的侮辱和慘痛經歷,對這字眼毫無感覺,才會說出這種無聊話!

丘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需要有歷史文化作為支撐。「我兒子在美國長大受教育,了解美國歷史,因此感情上就對美國文化有依托。」他批評,部分香港年輕人緬懷港英年代,卻對港英、英國歷史很無知。

至於香港的通識教育,他認為是另一大災難,令學生變得「通通唔識」!「有一批人,以為自己識得美國或歐洲的教育,認為學生的書包太重,便以通識取代其他科目,以為從報紙上學習,便不用強記背誦,其實有什麼教育不用背誦呢?我兒子在美國讀書,會被叫上台模仿林肯總統發表著名的蓋茲堡演說,不也要先把演說全文背誦!」

多年前,丘成桐已批評香港教育不重視精英教育,只着重平均主義,把精英學生的水平拉低。他曾憶述,上世紀50 至70 年代出現過不少傑出的數學家,近20 年少了很多,與精英教育減少不無關係,「以前香港多私立中學,很多都很高質素;二三十年前開始轉為津貼學校後,水平就下降了」。

青年乏理想 難買樓是藉口

對於部分年輕人怨聲載道,丘成桐認為政治問題、缺乏上流空間、以至買不到樓都只是藉口,主因是缺乏理想。他以自己為例,14歲時喪父,要背上債務,家境貧窮。為了幫補家計,中學開始兼職做補習。「八兄弟姊妹居於沙田土泥建的村屋,遇上颱風搖晃不定,隨時會倒塌,日子還是照過;試過為了方便到培正上學,寄居黃大仙天台學校簡陋課室。」當年不理現實的困厄支持下去,全因心中有當數學家這一更宏大的理想。

那些年追求理想的動力來自對知識的渴求,沒有考慮到生計問題,「數學是很精采的事,我覺得為咗做數學,有得食就足夠,其他都不在乎,但現時的年輕人想法不一樣,他們希望賺很多錢!」

丘指出,美國的年輕人會花一生時間從事環保工作,希望保護地球,亦有人會遠赴非洲,為當地人改善衞生條件或維護人權,他們追求的都是崇高的理想,反觀在香港較少看到這種情操。

他認為,香港年輕人缺乏理想亦與缺乏文化修養有關,禍源亦是教改,因為要對歷史文化有感情寄託才能建立個人理想,才能從中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偉人。「年輕人需要楷模,缺乏文化基礎,猶如原始人,何來楷模?」

他舉例說,讀生物學的年輕人或會希望成為發現DNA 雙螺旋結構的分子生物學家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或者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研究物理的或會追求像愛恩斯坦或牛頓般傑出,對政治有興趣的或會以林肯、華盛頓或孫中山作楷模;如果腦海一片空白,對歷史偉人毫無認知,如何能認定楷模,跟隨其足跡走下去!

獲丘成桐盛讚的2016年恒隆數學獎金獎得主梁辰楷就以二十世紀初著名英國數學家哈代(GodfreyHarold Hardy) 作為楷模, 哈代鍾情純數學,其著作包括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一個數學家的辯白》),認為探究數學是為了數學的單純,而非其應用價值。哈代的故事近年被拍成電影《數造傳奇》(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 )。

(副稿)建樓有政績 數學無出路

數學是科學的基礎,但在注重實用的香港卻成為冷門學科,被視為無用之學。丘成桐強調,任何科技都需要數學,如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要計算流通量,投資、賭博要計算概率,AlphaGo 圍棋人機對弈、保密密碼等均牽涉數學運算。

丘成桐當年學數純因興趣,並非覺得數學有用,但近年卻以實踐證明數學是有用的。2002年他在美國政府的資助下成立3D打印公司GIT,專注於三維幾何的計算處理,包括曲面匹配、三維人臉識別、動態曲面跟蹤、形狀分析、表情模擬等各種算法,產品技術可應用在教育、影視動漫、工業製造、建築、醫療等眾多領域,近年公司獲得風投基金大量注資。

數學有大用,香港卻不懂得珍惜人才。很多出國留學的數學精英想回流,卻苦無工作機會。「中大數學研究所幾個畢業生,世界第一流,在哈佛完成博士後研究,想返香港但無教席。」丘成桐覺得很奇怪,「中國大陸的學生畢業後打死都唔返中國,幾高薪都唔肯,我哋香港畢業學生,水平一樣好,打死都要返香港,但香港卻無位畀佢哋!」

官員短視 忽視軟件

丘教授慨嘆,香港是由有錢人話事的地方,他們誤以為只要維持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便可,獨愛投資地產、股票,因為回報立竿見影,卻看不到投資科學,日後可以帶來更大、更長遠的利益。

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一樣貪快,新官上任三年便要拿出成果,因為第四年要評政績,而「起樓」是最簡單快捷的「成績」。身為美國哈佛大學終身教授的丘成桐目睹一個怪現象,曾有中國官員和大學教職員到外國看到史丹福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研究所,竟然看不起人家,稱「有什麼了不起,大樓比我們國內的差遠了!」

財大氣粗,有錢不就可以買技術、招聘人才嗎?丘教授認為軟件比硬件更重要。他舉例說,十多年前本港一所大學,以數百萬元從外國購得當年最先進的電腦,但院校內沒有人懂得操作,閒置之餘每年還要花上三十萬美元保養維修和騰出冷氣房安置,數年後想賣走卻沒有買家,最終付錢請人運走,當廢鐵把它丟棄。

內地推行的「千人計劃」(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亦如是,人才到中國三數年收取優厚薪酬後便離開,難以落地生根。丘惋惜一些香港本土培養的人才,因為對香港有感情,千方百計想回流工作,香港卻沒給予他們機會。

——取自2017年2月第479期《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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