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好像變成另一個地方。」G20峰會前夕，一名大學生於愛丁堡廣場參與反修例集會時，向記者道出心中無奈，「100萬、200萬人上街，政府都唔理！」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曾經，遊行人數是政府評估民情的「溫度計」，藉以調整政策，甚少一意孤行，如2003年七一大遊行、2012年反國教運動，均成功令政府撤回方案。回顧香港社運歷史，大部分港人認同「和理非」原則，選擇遊行表達訴求，說服政府讓步。

這種共識一直延伸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雖然「佔中三子」主張公民抗命，基本理念仍圍繞非暴力、有限度違法、避免肢體衝突等等。不過，當人大宣布「831」框架，運動進退失據，部分人覺得和平抗爭效果欠佳，衍生出「勇武派」與「和理非」之間的分歧，最後運動黯然告終。

2015年有大學調查估計，雨傘運動後兩個月，18至24歲受訪群眾中，逾兩成有中度及嚴重抑鬱。過去數年，香港社運陷入低谷，年輕人無力感湧現。殊不知，於今次反修例抗爭，他們總結過往經驗，再次擔起社運大旗﹝表一﹞。

旁觀變抗爭者

「是不是真的要強行推修例呢？」經歷整個6、7月風暴，Billy認為最心酸是政府對以死明志的市民視若無睹，猶如與自己無關，「他們的嘴臉令人難以接受，高高在上，好像說我永遠沒有做錯。」

雨傘運動時，就讀中學的Billy抱着「觀摩」心態，似懂非懂，但觀察到當年「大台」、「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間「亂晒大籠」，並不團結，慶幸現今就算部分人「激動」，眾人均不割席，目標一致。

自言是「和理非」的Billy亦沒有太多社運經驗，6月12日初次走到立法會前線，只帶着一個口罩，看到一個又一個催淚彈由遠至近而來，腦海一片混亂，吸入大量催淚氣體，「好似醋味，味道不太濃烈，但呼吸很辛苦」。

他目擊有中年示威者休克倒地，沒有心跳；有少年撲滅垃圾筒上的火種，警察卻向他施發胡椒噴霧。事隔多日，他依然難掩憤懣之情，「5個人暴動，用咗百多粒催淚彈，他們是否五星戰隊？警察是否濫用暴力？到現在政府都沒有追究」。

不希望香港變成大陸

Billy曾經多次與朋友討論升級是否必要，直到立法會準備二讀當日，他發覺升級行動才能迫使政府回應，「如果不是衝擊，任由保皇黨開會，今日可能已經二讀了」。

經歷一整天衝突，Billy身心俱疲，傍晚於後巷休息時，家人致電要求他回家，及後更因立場不同而多次爭吵。他慨嘆老一輩不埋解年輕人，標籤為「搞事」，只關心會否影響前途，Billy不諱言：「如果一生人只為前途、生活，我覺得好可憐。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沒意義，只是返工、搵錢，而是希望下一代有民主自由。」

6月中，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表示，通過修訂後，就算全港每年有200人遭引渡，只屬「0.000幾之嘛」，甚至指責示威者破壞自己的「收成期」。Billy並不認同，一來覺得立下先例，未來政府得寸進尺，人身自由只會愈縮愈窄，亦不希望因為自己的政治冷感，等到下一代受累才後悔，「唔希望香港變成大陸」。

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鄧鍵一苦笑說，面對專制政權，社運經歷多次失敗是正常不過，否則早已實現民主，若政府繼續拒絕回應民意，預計未來激烈抗爭愈來愈多。「2014年佔領夏慤道係好勁嘅嘢，現時我們覺得只是碎料。」他更指出，以前覺得是升級的行動，如佔路、闖入立法會，未來甚至可能成為基本行動，「試過一次，總會試第二次」。

觀察整場「六月風暴」，抗爭者多次提及「不分化，不篤灰，不割席」，每次運動猶如一場球賽：上半場由「和理非」主打，凝聚民意，表達訴求；下半場由「勇武派」出擊，如包圍政府建築、通宵留守等等。

「以前覺得和理非和勇武派是對立，現在變成一齊做。」鄧鍵一表示，勇武抗爭會否持續出現，要視乎公眾是否支持及認同，其中一個參考指標是遊行人數；若示威者受到公眾普遍指責，也會自行檢討。

他認為，如果政府並沒有具體方向修補撕裂和檢討，比如是改革監警會，「如果激烈抗爭再出現，我不會覺得驚訝。」

——節錄自八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