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擴大，政府原本想透過科大高層，邀請學生會開閉門會議，怎料學生旋即「澄清」，「運動沒有大台沒有領袖，本會不敢亦不可能代表所有抗爭者」。

觀乎近年全球多次大型社運，這種「無大台、去中心化」模式早有先兆。2011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短時間內席捲全國，有趣的是，當中沒有人願意成為領袖，最先號召運動的Micah White和Kalle Lasn除了否認自己是發起人，更拒絕訂下目標和訴求。

這種抗爭模式，亦可見於2011年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阿拉伯之春，2016年法國「不眠之夜」等等。

早於2000年，左翼學者Antonio Negri和Michael Hardt已留意到「自下而上」抗爭的新模式，將抗爭群眾定義為「諸眾」，意思是複雜多樣的群眾，認為他們將自行決定抗爭模式，而不再是代表某個階層的政黨及公會。兩年前，他們發表研究全球社運的作品《Assembly》，指出通訊科技的革新，已取代社運領袖決定策略及召集群眾。

政府拆大台 自作自受

回到香港，早幾年社運亦可見一斑。2016年中大教授李立峯於《傳播研究與實踐》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及，雖然雨傘運動有主要組織及領袖，但亦有連結型行動（connective action）的特徵。群眾除了自發佔領不同地方，「行動模式亦變得多樣化」，例如建立流動教室、連儂牆、自修室等等，他們可以自行選擇參加形式，有助壯大運動的聲勢。

「六十、七十年代，社運明顯是有領導， 但當社交媒體出現後，傳統的組織愈來愈少，其動員能力下降，現在好多都不是集體行動，而是參加者一起做。」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鄭煒笑說，「傘後領袖相繼入獄，你拆晒大台，都面對一個問題，你點傾呢？沒有人敢說我是代表」。

「學生入去同特首傾，立即失去認受性，傾完都沒有意思。」他表示，根據過去社運經驗，政府的回應總是令抗爭者失望，故他們開始明白要「靠自己」，認為抗爭遍地開花才最有效。

全球抗爭模式已轉變，如近期的蘇丹出現大規模社運，非洲示威者同樣善用互聯網動員，反觀香港政府似乎仍停留在舊有思維。「政府總覺得所有運動都是有組織、有領袖，如果還停留在這個想像，是沒有辦法理解這場運動。」他認為，現行諮詢架構原本是瞭解民意的方法，但今日已經無效，失去代表民眾的功能，「政府一出事便收聲，有事不見幫忙，無事攞着數」。

鄭煒預計，如政府不改革諮詢機制，無大台的抗爭模式將會持續。「除非極端到禁止全部人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