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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5日 推介文章

「去中心化」社運興起 港府諮詢機制落後

7月初,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擴大,政府原本想透過科大高層,邀請學生會開閉門會議,怎料學生旋即「澄清」,「運動沒有大台沒有領袖,本會不敢亦不可能代表所有抗爭者」。

觀乎近年全球多次大型社運,這種「無大台、去中心化」模式早有先兆。2011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短時間內席捲全國,有趣的是,當中沒有人願意成為領袖,最先號召運動的Micah White和Kalle Lasn除了否認自己是發起人,更拒絕訂下目標和訴求。

這種抗爭模式,亦可見於2011年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阿拉伯之春,2016年法國「不眠之夜」等等。

早於2000年,左翼學者Antonio Negri和Michael Hardt已留意到「自下而上」抗爭的新模式,將抗爭群眾定義為「諸眾」,意思是複雜多樣的群眾,認為他們將自行決定抗爭模式,而不再是代表某個階層的政黨及公會。兩年前,他們發表研究全球社運的作品《Assembly》,指出通訊科技的革新,已取代社運領袖決定策略及召集群眾。

政府拆大台 自作自受

回到香港,早幾年社運亦可見一斑。2016年中大教授李立峯於《傳播研究與實踐》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及,雖然雨傘運動有主要組織及領袖,但亦有連結型行動(connective action)的特徵。群眾除了自發佔領不同地方,「行動模式亦變得多樣化」,例如建立流動教室、連儂牆、自修室等等,他們可以自行選擇參加形式,有助壯大運動的聲勢。

「六十、七十年代,社運明顯是有領導, 但當社交媒體出現後,傳統的組織愈來愈少,其動員能力下降,現在好多都不是集體行動,而是參加者一起做。」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鄭煒笑說,「傘後領袖相繼入獄,你拆晒大台,都面對一個問題,你點傾呢?沒有人敢說我是代表」。

「學生入去同特首傾,立即失去認受性,傾完都沒有意思。」他表示,根據過去社運經驗,政府的回應總是令抗爭者失望,故他們開始明白要「靠自己」,認為抗爭遍地開花才最有效。

全球抗爭模式已轉變,如近期的蘇丹出現大規模社運,非洲示威者同樣善用互聯網動員,反觀香港政府似乎仍停留在舊有思維。「政府總覺得所有運動都是有組織、有領袖,如果還停留在這個想像,是沒有辦法理解這場運動。」他認為,現行諮詢架構原本是瞭解民意的方法,但今日已經無效,失去代表民眾的功能,「政府一出事便收聲,有事不見幫忙,無事攞着數」。

鄭煒預計,如政府不改革諮詢機制,無大台的抗爭模式將會持續。「除非極端到禁止全部人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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