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者丁望

西方的公共治理學說，或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論政之道，都有多聞、慎思、察眾疑和釋疑惑的述評。

儒家經典《中庸》謂：「戒慎乎其所不睹」；《後漢書．馮衍列傳》曰：「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這些給後人的「溫馨提示」，恰如《老子》言：「慎終如始」（第64章），重墨於「慎」。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主動提出修訂的《逃犯條例》（下稱「送中案」）， 引起民間社會（公民、市民社會）的大覺醒，觸發持續、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官民糾結難以緩解。

其因之一，就是「慎」的缺失：未深入了解和探討社會脈搏、民意走向、「送中案」的政治風險；更未正視港人對「送中案」的諸多疑慮，特別是對人權保障的困惑；法律、政策解說的能力弱，以致無法釋眾疑，加深了民怨。

九七主權轉移後的香港特區主要官員，多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公務員。英治時代，在英國老闆主導決策之下，他們分擔執行之責。他們的英語好，熟悉英國歷史和政制，多半又有港大畢業的資格。這些優勢，令他們的官場之路暢順。

1997年7月1日後，港官的權力來源改變，角色也有變化。行政長官既負責特區政府的決策，也承擔施政之責。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我對行政長官的角色有如下解讀。

一、行政的雙重角色。按《基本法》第43條規定，他既對中央政府負責，也對特區負責，是特區的代表。

二、確保兩制邊界清晰。香港特區是政治特區，在「一國兩制」之下有「一國屋簷」（「一國」在特區的主權地位，防務、外交和官員任免權等），也有兩制邊界。在「一國屋簷」下，要確保香港的原有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即兩制邊界清晰化。

三、特別關注兩制差異下的民眾心理。香港是自由、法治的社會，有民間社會的悠久基礎，有完全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這是與社會主義社會極大的差異。許多港人都維護兩制邊界、拒絕陸化（大陸化、赤化、一制化），期望50年不變。
四、要有紅朝知識的補課，並具有「中央與地方」的談判能力。隨着政體和權力來源的改變，港官單靠英語和英國知識並不足夠，應盡可能多涉獵紅朝史和中共黨史（1921-），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共運史）。在熟悉歷史大輪廓之下，對「一黨領導」體制、兩制的實際差異有更多的認知，有助於提升相關政策的解說能力。

近期的「送中案」風波，暴露港官未拿捏角色的分際，有過分傾斜之弊；角色不對稱，忽略了港人的利益，未對港人盡責，積聚了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