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丁望 當代中國史專家
西方的公共治理學說，或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論政之道，都有多聞、慎思、察眾疑和釋疑惑的述評。
儒家經典《中庸》謂：「戒慎乎其所不睹」；《後漢書．馮衍列傳》曰：「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這些給後人的「溫馨提示」，恰如《老子》言：「慎終如始」（第64章），重墨於「慎」。
社會大覺醒 糾結難緩解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主動提出修訂的《逃犯條例》（下稱「送中案」）， 引起民間社會（公民、市民社會）的大覺醒，觸發持續、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官民糾結難以緩解。
其因之一，就是「慎」的缺失：未深入了解和探討社會脈搏、民意走向、「送中案」的政治風險；更未正視港人對「送中案」的諸多疑慮，特別是對人權保障的困惑；法律、政策解說的能力弱，以致無法釋眾疑，加深了民怨。
角色兩重性 護兩制邊界
九七主權轉移後的香港特區主要官員，多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公務員。英治時代，在英國老闆主導決策之下，他們分擔執行之責。他們的英語好，熟悉英國歷史和政制，多半又有港大畢業的資格。這些優勢，令他們的官場之路暢順。
1997年7月1日後，港官的權力來源改變，角色也有變化。行政長官既負責特區政府的決策，也承擔施政之責。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政體和權力來源改變，港官單靠英語和英國知識並不足夠，應盡可能多涉獵紅朝史和中共黨史（1921-），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共運史）。在熟悉歷史大輪廓之下，對「一黨領導」體制、兩制的實際差異有更多的認知，有助於提升相關政策的解說能力。
大傾斜之弊 港人失信心
近期的「送中案」風波，暴露港官未拿捏角色的分際，有過分傾斜之弊；角色不對稱，忽略了港人的利益，未對港人盡責，積聚了民怨。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7月9日發表文章，稱行政長官「過度側重」中央政府，勸她「必須為港人多發聲」。
然而，「送中案」風波暴露港官的中國知識偏弱，對紅朝史、中共黨史的了解遠遠不足，對紅朝的法律、司法並不熟悉。這方面的弱點，令港官的政策解說能力偏弱，不能建立公信力、令民眾信服。
這次港官草擬、解說「送中案」，引起港人最大的困惑，是原來的「防火牆」將消失，被疑為「逃犯」者（下稱疑犯）移送紅朝審判，能否獲得法律應有的權利？基本人權受到有效保障？是許多港人的疑問，港官卻未能釋眾疑，從而建立解說法律的公信力。
港官解釋疑犯被移交，有5項「人權保障」：無罪推定，公開審訊，可聘律師、家屬可探視，不強迫認罪，有上訴權。
港官的解說，有三要點：一、 這5項將獲接收移交一方的承諾，寫入雙方的協議中；二、港方只接受中央機關的移交請求，所謂中央機關是指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三、移交後，港方會監察、跟進承諾的執行（大意）。
港官的「假想」，實無法真正確保法定的人權保障。其因之一，涉及移交的兩方中，港方是律政司，按「一國屋簷」下的官本位折算，是副省級（副部級）機關；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則是副國級，最高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是行政3-4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港方移交疑犯之後，並沒有職權去監察更高級的機關；「送中」後，港方不可能有效地「跟進」什麼。
有白條現象 司法不獨立
更為重要的，是紅朝並未進入真正的法治軌道。當權者制訂了許多法律，叫喊「依法治國」口號，並不等於社會有法治。這正是香港特區與紅朝最大的兩制差異。
許多關於民權保障的法律條款，經常成為無實際效力的白條。這種「白條現象」和司法不獨立，是「一黨領導」體制的「特色」之一。
港官提到的5項「人權保障」， 早就列明於中共中央主導制訂的刑法或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例如「無罪推定」，是刑訴法的規範，據2012年第2次修正本第12條，未經法院依據法律裁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在香港實施的《基本法》第87條也規定：「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同是「無罪推定」的規範，兩地的執行卻截然不同。
在紅朝，被公安局拘押的疑犯，未經檢察院批准逮捕，更未經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和定刑，往往就被捉去遊街示眾，或被強制穿囚衣在電視上說「認罪」和「悔罪」。這是刑訴法第50條、最高法院文件（法發〔2015〕3號）不容許的強制措施。有政協委員、法學家呼籲應予取消。
至於疑犯被拘押後不依法通知家屬以致「失聯」，或長期關押而無下文，更成為「平常事」。
由於香港、外國傳媒的揭露或「再現場景」，許多港人對紅朝的法律、司法實況有所了解。令人遺憾的，港官解說「送中案」時，竟說紅朝「司法獨立程度高」。他列舉公信力偏低的一種指數，稱在140個被評估者中，紅中（紅色中國、紅朝）排45，是「最高的首三分之一」。這樣的「舉例」，受到香港法律界的質疑。
社會缺法治 指數排位低
衡量法治程度的全球指數，援引最多的是世界正義工程的全球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這是公信力高的全球法治指標。
在2018年度126個評估的經濟實體中，紅中排82位，遠低於華人聚居地香港（16位）和新加坡（13位），台灣未列入評估。
在全球法治指數中的分類項目，紅中排名更低。其中，基本人權（人權保障）項，排121位（倒數6）；政府權力制約項，排119（倒數8）。
在自由類的指數中，紅中亦在低端。在全球自由調查報告（自由之家），2018年實況評估的209個經濟實體中，紅中排189，低於台灣（26）、香港（110）、新加坡（122）。
自由類指數 在低端序列
在全球新聞自由指數（無國界記者）中，紅中在180個經濟實體中排177位（倒數4），遠低於台灣（42）、香港（73），也低於新加坡（151）。
在全球經濟自由指數（傳統基金會），紅中在180個經濟實體中排100位（香港1，新加坡2，台灣10）。
港官如果能多吸收紅朝知識，了解其司法弊端，對全球相關指數有比較研究，又能正視港人對紅朝司法缺乏信心，便可評估主動提出「送中案」的政治風險。不了解實況又自以為絕對正確、權威，「送中案」便闖下大禍。
——節錄自八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