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丁望 當代中國史專家
從香港民意走向、兩岸關係、國際關係糾結等因素去考察，「牽牛」的路線圖可解讀為三個時段：
第一，適度讓步時段：6月中旬高層拍板，「送中案」獲「暫緩」，這是「讓步政策」，香港出現「遊行假期」。
第二，7月底開始是「止暴」時段：高層提出「變質」論，稱市民的遊行已「變質」為部分極端分子的暴力活動，必須集中力量支持警方「止暴」。這是強化刀把子「鎮壓職能」、增強武力出擊的警號，或等待9月開學後，年輕人的抗爭能否冷下來，再定下一步行動。
第三，兼顧台灣選局時段：9月以後，有中共建政70周年大慶，有台灣大選的熱季，高層或力求「維穩」。「反送中」社會抗爭對民進黨蔡英文的選情有利，高層或仍需觀望民意有無變化，對港政策不致太極端（避免駐軍介入），以免對國民黨的「助選」失利。等到台灣大選落幕後，香港社會抗爭如未緩和，高層可能會採取很強硬的行動。
香港未來的局勢，最壞的是駐軍介入或實行戒嚴。
5年前，我發表〈如有緊急狀態或實施戒嚴法〉一文，分析香港如出現不可控制的亂局，駐軍可「協助維持治安」，法源是駐軍法第14條3款；據《基本法》第18條4款，人大常委會亦可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將戒嚴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
香港警方應有力量應變，沒有請求駐軍介入的迫切需要。但是，駐軍是否應介入，關乎軍委主席對局勢的評估判斷，他如果沒有耐心等待香港警方平息，便可能下令駐軍介入，甚至宣布緊急狀態。這樣的收場，必將使許多市民、外商對「一國兩制」完全失去信心，出現移民、資金外流潮。
年輕人醒悟 重體制弊端
名為「反送中」的社會抗爭，不同於5年前尋求全民普選的雨傘運動、2003年反23條立法。
前兩次的抗爭，局限於當時提出的訴求；這次並不只是反對「送中案」，還關乎守護「免於恐懼的自由」和法治，這涉及香港的施政失當；也關乎警權過大、武力過度、涉嫌違法（不出示委任證等）。
現在社會抗爭的主力，是年輕人（18-39歲），不少人在1997年7月1日主權轉移後才出生，是網絡時代（或稱數碼時代）的新一代。他們不停留於「反送中」，是因為他們已普遍醒悟。
從他們的網上言論、接受訪談和報刊文章來看，一方面，他們體認九七後香港的體制弊端，特別是權力結構大傾斜，立法會的席位結構向建制派大傾斜，行政會議則是橡皮圖章，民意被漠視；在經濟領域，利益向大財團、既得利益者大傾斜，階層凝固化，令年輕人對前景悲觀。另一方面，有些年輕人對中共建政70年的歷史有了解，亦思索「一黨領導」體制弊端。
這兩方面的醒悟，令他們有「站出來」的勇氣，去爭取社會公義、普選權（《基本法》的承諾），抵制陸化（大陸化、赤化）。
他們力求兩制邊界清晰、真正擁有《基本法》賦予的「高度自治」權、確保香港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他們也關注政策偏失、問責制虛擬化和警方濫權、黑道暴力事件，並尋求改善政治生態、推行社會改革之路。
涉嫌護黑道 積下民怨深
「送中案」最大的負面影響，是積下很深的民怨，社會瀰漫敵意或仇恨，官民、警民的「互信」極脆弱。
糾結難解的主因之一，是港官把「局勢不安」歸罪於「極端分子」的暴力，迥避體制弊端、施政偏失、警權過大，推卸責任，導致問責制虛擬化。而北京的黨媒宣傳品，則強調敵對勢力的破壞、外國政府的介入、顏色革命的苗頭。這就引起許多市民不滿，對官方的誠信更懷疑。
港官對黑道介入的態度曖昧，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7．21元朗白色恐怖」和「8．5白衣人街頭施暴」（北角、荃灣），侵害市民自由和人身安全，這是港官的恥辱。港官未回應民眾抗議而問責，對嫌犯的檢控也遲緩，市民的憤怒未消，社會抗爭難以平息。
——節錄自九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