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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30日 推介文章

曾鈺成:《基本法》三迷思 政黨政治解困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回歸前的過度時期,曾擔任特區籌備委員會成員。對於香港走到今日的嚴峻局面,他追溯禍根在於當年撰寫《基本法》時,各方都懷有三大迷思。回歸後被迫延用過時的制度去應付嶄新的問題,歷屆特首都缺乏政治能量去化解兩大深層次矛盾:政治上,香港人與中央政府想法不同;經濟上,基層市民與大財團利益不同。

撰文: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黃愛琴 本刊記者

1992年,45歲的曾鈺成與一群同道中人,成立最大建制黨─民建聯。1997年至1998年,他出任香港臨時立法會議員,2002年獲董建華邀請擔任行政會議成員,2008年開始連續兩屆擔任立法會主席。最近幾年,屢次被視為是競逐特首的熱門人選之一。

這位政壇老手,見證了回歸前後的政治轉變,對於回歸20多年來的施政困境,瞭然於胸。

一切要從幾十年前起草《基本法》說起,他提醒,《基本法》是1985年到1989年起草的,當時無論是中方、英方以至香港各界人士,都誤判了回歸後的形勢。

第一個迷思是,八十年代香港很成功,誤以為是由於制度很完美,因此《基本法》將當年運行的政治制度照單全收。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分析,香港回歸前的繁榮並非它優良的制度,只是由於「幸運」,因為剛改革開放的大陸需依賴香港。

另外,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在英國殖民管治下,香港公共政策涉及的所有政治決定,都由倫敦作出。港英政府則由「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組成,只是一個執行機構。當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後,北京不能取代倫敦,給香港的公共政策作出政治決定。政府決策的性質,就是政治決定,「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體系難承擔這種責任。

民主不再是好東西?

第二個迷思是,民主好到不得了。《基本法》起草時,全世界都推崇民主,連大陸都認同民主是普世價值,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都表明,回歸後香港當然要實行民主。所有人都沒有疑議,爭論的只是速度。《基本法》就規定行政長官最終經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

曾鈺成指出,1985年前,香港根本沒有任何民主的經驗,《基本法》照搬原本政制,卻規定回歸後香港最終要行民主化,兩者自相矛盾,但當時沒有人察覺。

除了內在的矛盾,外部的國際環境已經丕變。曾鈺成指出,踏入二十一世紀,由於社會不公義,貧富懸殊加劇,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出現很多對民主的反思。另一方面,異於西方民主的中國模式成功了,內地人民不禁說:「為什麼還要民主呢?」香港人則感到不服氣:「覺得香港原本優越的制度,是被內地透過各種方式入侵了!」

第三個迷思是,雙方都盲目樂觀。曾鈺成憶述:「起草《基本法》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黑貓白貓論,香港人覺得中國將愈來愈開放,將來也會行民主這條路。當年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就很有自信地預測將來是One country one system,and it is our system!50年後,內地也會變成香港,還驚什麼呢?至於大陸,相信回歸後,英國佬撤離香港,香港人自然會愈來愈愛國。」

事實上,近年中央與特區似乎陷入一種惡性的循環。「回歸初期,中央自覺不懂香港,讓香港人管香港最好。很可惜,相繼出現03年反23條立法,12年反國教,14年佔中,接着港獨的聲音多了。北京覺得不盯緊就會失控,但管太多又會惹來反彈。愈管控就愈有人想去碰這個底線。」

由於當年《基本法》未能與時並進,錯誤的設計衍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第二,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成果。

「特首說要研究香港深層次矛盾,其實大家都知道。第一就是,市民覺得你在經濟上向商界傾斜,造成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平現象;第二個就是北京與香港人存在控制與反控制、干預與反干預的矛盾,市民覺得你在政治上向北京傾斜。」

——節錄自九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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