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回歸前的過度時期，曾擔任特區籌備委員會成員。對於香港走到今日的嚴峻局面，他追溯禍根在於當年撰寫《基本法》時，各方都懷有三大迷思。回歸後被迫延用過時的制度去應付嶄新的問題，歷屆特首都缺乏政治能量去化解兩大深層次矛盾：政治上，香港人與中央政府想法不同；經濟上，基層市民與大財團利益不同。

撰文：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黃愛琴 本刊記者

1992年，45歲的曾鈺成與一群同道中人，成立最大建制黨─民建聯。1997年至1998年，他出任香港臨時立法會議員，2002年獲董建華邀請擔任行政會議成員，2008年開始連續兩屆擔任立法會主席。最近幾年，屢次被視為是競逐特首的熱門人選之一。

這位政壇老手，見證了回歸前後的政治轉變，對於回歸20多年來的施政困境，瞭然於胸。

一切要從幾十年前起草《基本法》說起，他提醒，《基本法》是1985年到1989年起草的，當時無論是中方、英方以至香港各界人士，都誤判了回歸後的形勢。

第一個迷思是，八十年代香港很成功，誤以為是由於制度很完美，因此《基本法》將當年運行的政治制度照單全收。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分析，香港回歸前的繁榮並非它優良的制度，只是由於「幸運」，因為剛改革開放的大陸需依賴香港。

另外，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在英國殖民管治下，香港公共政策涉及的所有政治決定，都由倫敦作出。港英政府則由「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組成，只是一個執行機構。當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後，北京不能取代倫敦，給香港的公共政策作出政治決定。政府決策的性質，就是政治決定，「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體系難承擔這種責任。

民主不再是好東西？

第二個迷思是，民主好到不得了。《基本法》起草時，全世界都推崇民主，連大陸都認同民主是普世價值，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都表明，回歸後香港當然要實行民主。所有人都沒有疑議，爭論的只是速度。《基本法》就規定行政長官最終經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

曾鈺成指出，1985年前，香港根本沒有任何民主的經驗，《基本法》照搬原本政制，卻規定回歸後香港最終要行民主化，兩者自相矛盾，但當時沒有人察覺。

除了內在的矛盾，外部的國際環境已經丕變。曾鈺成指出，踏入二十一世紀，由於社會不公義，貧富懸殊加劇，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出現很多對民主的反思。另一方面，異於西方民主的中國模式成功了，內地人民不禁說：「為什麼還要民主呢？」香港人則感到不服氣：「覺得香港原本優越的制度，是被內地透過各種方式入侵了！」

第三個迷思是，雙方都盲目樂觀。曾鈺成憶述：「起草《基本法》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黑貓白貓論，香港人覺得中國將愈來愈開放，將來也會行民主這條路。當年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就很有自信地預測將來是One country one system，and it is our system！50年後，內地也會變成香港，還驚什麼呢？至於大陸，相信回歸後，英國佬撤離香港，香港人自然會愈來愈愛國。」

事實上，近年中央與特區似乎陷入一種惡性的循環。「回歸初期，中央自覺不懂香港，讓香港人管香港最好。很可惜，相繼出現03年反23條立法，12年反國教，14年佔中，接着港獨的聲音多了。北京覺得不盯緊就會失控，但管太多又會惹來反彈。愈管控就愈有人想去碰這個底線。」

由於當年《基本法》未能與時並進，錯誤的設計衍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第二，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成果。

「特首說要研究香港深層次矛盾，其實大家都知道。第一就是，市民覺得你在經濟上向商界傾斜，造成貧富差距，社會不公平現象；第二個就是北京與香港人存在控制與反控制、干預與反干預的矛盾，市民覺得你在政治上向北京傾斜。」

——節錄自九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