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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日 推介文章

Gordon Mathews:從「邊緣人」到「香港人」

Gordon Mathews:I will stand with Hong Kong
從「邊緣人」到「香港人」

坐在我面前的麥高登(Gordon Mathews)有一副「鬼佬」的面孔:深邃的雙眼皮、小小的藍綠色眼珠、一頭銀灰色短髮和滿臉的白鬍子。但撇除外貌和一口美式英語,講到「守護我城」,這位白人教授比許多香港人更「肉緊」:「假如中國政府明天派軍隊入城,我一定會去示威,支持我的學生!I WANT HONG KONG TO STAY FREE!」他堅定地說。

撰文:黃愛琴 本刊記者

在美國出生和成長的麥高登,與香港的緣份始於尖沙咀的重慶大廈。1983年,28歲的他披着一頭長髮,以「背包客」身份踏足香港,下榻之處就是那裏的廉價賓館。1994年,憑着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人類學博士的名銜,他受聘於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攜同日籍妻子定居香港。雖然貴為教授,但他喜愛市井文化的本色不變,每隔幾個月就會到重慶大廈吃正宗印度咖哩。

久而久之,具敏銳學術觸覺的他發現,這座港人不屑和恐懼的破舊大廈,竟是「低端全球化中心」(World Center of Low-end Globalization),即一、兩個人小本經營,沒有合約,沒有廣告,繞過海關體系的跨國貿易活動。

睡遍重慶大廈

為了研究大廈內的經濟和人際網絡,由2006年到2009年,他每逢周末都會到那裏閒逛和「過夜」,逢人便「搭訕」。

經過200多個日與夜,住遍90多家賓館,他推算自己在大廈內共邂逅了129個不同國籍的人,包括在餐廳、商店「打工」的孟加拉逾期居留者;乘廉航來港購買冒牌手錶、手機,再用行李箱「走私」回國銷售的非洲商人;無國籍的第三世界難民和尋求庇護者。

2011年,他出版了《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貧民窟》一書,記錄這些小人物的故事,並揭示撒哈拉以南地區的手機銷售,有兩成途經重慶大廈。這本深入淺出的學術著作竟成為香港暢銷書,並獲頒「香港書獎」,令他為港人熟悉,也在學界聲名大噪。拜他所賜,重慶大廈走出了1994年導演王家衛在《重慶森林》建構的「罪惡溫床」形象,華麗轉身為2007年《時代雜誌》所寫的:「Best Example of Globalization in Action」。

居港25年,除了中文大學,滙聚第三世界流動人群的重慶大廈,大概是麥高登最熟悉的地方。他坦言對大廈內的邊緣社群感到愧疚,覺得好像出賣了他們的故事來鞏固事業。

跟非洲人相處更舒服

研究結束後,他每周六仍到大廈內的NGO為尋求政治庇護者免費上課,至今十多年。通常,他會帶一疊《南華早報》,與他們討論香港時事和人生意義。據說,他間中會講一兩個成人笑話,帶動氣氛。

作為白人,他覺得跟南亞人、非洲人相處更加舒服;身處香港,他選擇研究許多香港人從未踏足的重慶大廈。可以說,這位異鄉人比許多本土香港人更了解地道的香港。

多年來,樂於處身邊緣、擁護弱勢的個性,令他與主流社會保持一段距離。專門研究身份認同(identity)的他不敢輕言自己是「香港人」(Hongkonger),因為他最好的外語是日文,讀寫全能;中文和廣東話,則只足夠跟的士司機進行極簡短的對話。他笑說:「在香港,每個人都會講英文,我甚至試過付錢請求學生跟我講廣東話。」來港定居時,他已經四十多歲,要學習一門新語言並不容易。

種族認同vs價值認同

2014年的一場雨傘運動,令他重新反思何謂「香港人」。話說他想參與「和平佔中」,卻怕自己會被抹黑為「外國勢力」,於是在Facebook上詢問搞手陳健民教授的意見,引來截然不同的回應。香港人一致說:「你是香港人,當然可以!」內地人卻全部說:「不要去,你是外國人!」

他自小患有一型糖尿病,身體不能分泌足夠的胰島素,每日要注射四次針藥來分解食物中的糖份。因擔心坐監影響病情,他又走去諮詢醫生的意見,對方說:「你終於是一個香港人了!」他自己分析:「內地人的身份認同基於種族,香港則比較傾向認同公民價值。」

後來,「和平佔中」演變成「雨傘革命」,已準備被捕的麥高登覺得無奈,但他從沒離棄學生,每周兩次到訪示威區,與學生展開關於民主的討論。「我說民主不會解決所有問題。但習近平是一個終身的獨裁者,而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只是五年,這是民主的好處。」

有一次,他原本打算勸學生回家,怕他們會失去大眾支持,但是看見警員圍毆示威者的片段後,他義憤填膺,決定跟學生一起留宿金鐘。有兩三個激動的夜晚,他與太太一同睡在大街上。他坦言:「有一次太太不舒服,要叫救護車。我們老了,不太適合去那裏睡。」

雨傘運動期間,他曾收過來自內地的死亡恐嚇電話,卻無阻他今年再次站出來,多次參與「反送中」遊行。訪問在8月1日進行,他說原本已經買了機票,打算過兩天到日本探望生病的家人,現在決定把行程延期,參加8月5日的罷工。原因是,逃犯條例已經觸碰到他的底線──言論自由。

「有位來自俄羅斯的老師問我,在香港使用Facebook可以有多自由?我說當然是完全自由。」原來在俄羅斯,Facebook受到政府的嚴密監控,她不太敢在上面發表意見。麥高登激動地說:「失去表達自由,等於失去一切。香港有自由,中國內地無,我們要用盡一切的方法去捍衞這個核心價值!」他不忘補上一句:「當然是指非暴力、和平的方式。」

遊行見人情味

他不贊同示威者扔磚和破壞建築,但覺得這些少數人的行為是警察逼出來的。在遊行中,他經常感受到香港人的善良和人情味。

他生於嚴寒的阿拉斯加州,最難忍受香港酷熱的天氣,「氣溫到了30度,身體便無法動彈」。上一次參加遊行時,他差點中暑,「我好驚,站不起來,好頭暈」。同時,他太太有柏金遜症,無法步行超過45分鐘。眼見兩位長者有難,遊行人士第一時間上前問候和幫忙,又樂意開路,讓他們靠在一邊休息。

他笑談一件趣事:「我太太好細粒,才40KG左右。政府總部外有道牆,她無法爬過去,於是十多名示威者幫忙把她舉起,場面很有趣,我很感謝他們。」

在大學校園,他見證着香港年輕人變得成熟、懂事。「我剛來香港教書時,學生會因為某人交了男朋友而大呼小叫,像小孩般;他們只關心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現在,他們成熟多了,對世界更有好奇心,教學變得容易了。」他認為這種轉變是源於互聯網的普及。「現在還有誰看TVB?沒有人再需要官方資訊,你可以自己上網找。」

20年前,麥高登曾預言隨着香港回歸,「香港人」這個身份將會淡出歷史。如今,香港年輕人的本土意識卻愈來愈強,他坦率道:「I was wrong!」他認為問題在於中國政府挑選特首的眼光實在太差,「董建華推23條,現在林鄭嘗試去推逃犯條例,這些很明顯與香港的基本價值背道而馳!」

我是「麻煩人」

已取三粒星的他強烈要求保護香港價值,他說:「在這個層面,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這份對香港的感情,除了來自社運的洗禮,也來自他工作25年的中文大學。「坦白講,我是一個『麻煩製造者』,曾在報章上寫過令大學感到尷尬的文章,又試過在會議上怒斥:『這是一個愚蠢、白癡的做法!』但大學從來都沒有因此而針對我,影響對我的評核和升遷。」

現在,麥高登是中大人類學系的系主任,他很感激中大對他的包容,從來沒有限制他的言論自由。「我問過高層,若教學內容觸及香港獨立這個課題,能否作學術討論?他們告訴我ok。」

今年64歲的他,自感離退休不遠。人生下半場,他想留在香港,「我頗討厭美國,因為四成人投票給特朗普」。現實上,他也許要美國、日本、香港三邊走,因為美國尚有90歲高齡的雙親,日本則有病重的舅子(太太唯一的親人)。「撇除家人問題,我預期會留在香港,為我城的自由奮戰到底。」

——節錄自九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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