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金童」棄百萬年薪 助愛滋孤兒
2019年9月27日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自八十年代開始,中國愛滋病人日漸增加,除了因為注射毒品感染,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推行「血漿經濟」。

當年中國血液製品奇貨可居,一些非法、不符合衞生標準的血漿站應運而生,不少貧窮村民為了幫補生計,多次賣血賺錢,部分地區更視賣血為「產業」,愛滋病藉此快速傳播。

愛滋病毒潛伏期長達4至8年,感染者會變得體弱多病,甚至死亡。杜聰說:「我看到農村愛滋病的孤兒,好似見到一場火在燒,要即刻救火,因為好多細路的父母離世,絕學在家,等唔到!」

杜聰是土生土長香港人,14歲跟隨家人移民至舊金山,曾於金融界打滾十多年,是別人眼中的金融才俊。哈佛大學碩士畢業後加入投行,不足30歲已成為UBS聯席董事、法國一間銀行副總裁,入職首年已有能力於紐約「上車」,有「華爾街金童」的美譽。

杜聰曾於哈佛大學讀碩士,自言平日熱愛看書。(受訪者提供)
杜聰曾於哈佛大學讀碩士,自言平日熱愛看書。(受訪者提供)

當時,這位「撈得風生水起」、幾百萬年薪的人生贏家,按「劇本」理應繼續在上流社會打滾,與農村愛滋孤兒似乎天各一方,可是命運卻悄然將他們連在一起。

初次見識到愛滋病的「威力」,是在美國求學階段,連他的高中老師也是死於愛滋病,深切體會到這場「20世紀黑死病」帶來的社會問題,一直默默關注。

九十年代末,UBS派駐他到香港工作,需要不時來回內地。某次出席愛滋遺孤問題會議,遇上感染愛滋病的農村父子,不禁好奇想,在偏僻的村莊沒有紅燈區、毒品,怎會染上此病?

再三查問,他才得知賣血是元兇。後來,杜聰走訪不同的愛滋村,目擊麥田上連綿不斷的土丘,埋葬一具又一具染上愛滋病的遺體;三代同堂的家庭,父母或因愛滋病死亡,或行將就木,留下八旬祖母和孫兒;有母親熱切地拉着他的手,哀慟地說:「救救孩子」。

每年新年前夕,他經常忙着分派物資,錯過與家人相聚時刻。(受訪者提供)
每年新年前夕,他經常忙着分派物資,錯過與家人相聚時刻。(受訪者提供)

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他再也放不下這群孤雛。31歲那年,杜聰成立智行基金會,一邊於銀行工作,一邊做慈善公益,後來更決定「裸辭」,至今仍是不收分文薪酬,依靠投行賺到的「老本」為生。

為了保障受助人私隱,他拒絕公開捐款去向、資助名單等,單靠一個「信」字,因此開初籌款工作篳路藍縷,靠自己儲蓄苦苦支撐。

曾有不少傳媒及朋友問,如果繼續在報酬高的金融界工作,用賺到的錢資助基金會不是更好嗎?他卻深深體會到,這班愛滋孤兒缺乏的不單是金錢,而是面對貧窮、疾病、歧視三重打擊。他很難找到有人願意親自到愛滋村,只能親身上陣,「如果我是做parttime,不是全身心做,我一世都不會安樂」。

歸根究柢,杜聰認為農民賣血源於貧窮,教育是改寫下一代命運的出路。他以自己家族作為例子,爺爺生在富裕之家,就算不讀書也可當「富二代」,但太爺覺得財富如浮雲,知識卻「跟一世」,沒有人能搶走,要求兒孫必須讀書,「後來中國經歷多次戰亂,爺爺是交通大學畢業生,就算咩都冇哂,在一眾難民中,更容易站起來」。

作為智行基金會創辦人,杜聰已不用處理常務,形容自己擔當鼓勵者的角色,希望給予學生更多關懷。(黃勁璋攝)
作為智行基金會創辦人,杜聰已不用處理常務,形容自己擔當鼓勵者的角色,希望給予學生更多關懷。(黃勁璋攝)

讀書是改變關鍵

他表示,中國只有9年免費教育,對農村家庭來說,每年二至三千元的高中課程,已經相等於一年農作物收成的回報,當中還未計算住宿、飲食等生活費。不少學生初中已經外出打工,失去「知識脫貧」機會。杜聰走訪不同農村,正是想資助這班小孩讀書,「這些有心、有能力的人,沒有機會讀書是社會損失,未來中國會少了科學家、音樂家」。

本着行善之心遊走內地,初期杜聰卻慘被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皆因擔心愛滋病疫情曝光會影響當地經濟。為了阻止他入村,政府派人跟蹤、偷聽電話,更找農民充當密探,每次舉報可獲五十元獎金,如同看待通緝犯一樣,「舉報之後,有警察來趕走我,說已經解決問題,不需要我」。

多次「食檸檬」,有沒有想過放棄?杜聰瀟灑回應,「又不是為阻攔我的人而去農村,更不應因為他們阻撓而離開,除非學生不再需要幫助」。

有次,看到《南方周末》一篇有關愛滋病孤兒的報道,有受訪兒童說:「我好擔心杜叔叔不再來幫我交學費。」從此他更堅定信念,「原來小朋友咁想讀書,咁想我們去」。

時間證明一切,基金會漸漸獲政府信任,某次當地的公安和他食飯飲酒時,打開心窗說:「杜先生,以前真的有點冒犯你,因為我們不相信世界有咁好的人,覺得你這位海外人士一定別有所圖,但想來想去,你又不是來傳教、搞政治活動,後來又懷疑你賣假藥,但後來發覺又唔係」。

他笑着總結,內地人有兩種思維,第一是覺得「人沒有可能咁好」,第二種主要是老一輩想法,認為需要別人幫忙會「丟自己臉」。

我需要智行

由出入高級場所的投資銀行家到一位窮鄉僻壤的義工,如果以主流價值來衡量,確實匪夷所思,父母也不支持。「坦白說,父母能夠理解我的決定,但說不上支持。」

初初辭退銀行工作,很多人更以為他「玩玩下」,為了令父母安心,他和母親約定做幾年公益,40歲前再次從商賺錢。39歲那年,基金會踏上軌道,他履行承諾回到商界,但短短兩年便再次離開。杜聰直言「慈善工作帶來快樂,我需要基金會,多於它需要我」。

基金會每年都會舉辦夏令營,帶領愛滋兒童認識世界,同時增加大眾對他們的了解。(受訪者提供)
基金會每年都會舉辦夏令營,帶領愛滋兒童認識世界,同時增加大眾對他們的了解。(受訪者提供)

——節錄自十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