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自八十年代開始，中國愛滋病人日漸增加，除了因為注射毒品感染，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推行「血漿經濟」。

當年中國血液製品奇貨可居，一些非法、不符合衞生標準的血漿站應運而生，不少貧窮村民為了幫補生計，多次賣血賺錢，部分地區更視賣血為「產業」，愛滋病藉此快速傳播。

愛滋病毒潛伏期長達4至8年，感染者會變得體弱多病，甚至死亡。杜聰說：「我看到農村愛滋病的孤兒，好似見到一場火在燒，要即刻救火，因為好多細路的父母離世，絕學在家，等唔到！」

杜聰是土生土長香港人，14歲跟隨家人移民至舊金山，曾於金融界打滾十多年，是別人眼中的金融才俊。哈佛大學碩士畢業後加入投行，不足30歲已成為UBS聯席董事、法國一間銀行副總裁，入職首年已有能力於紐約「上車」，有「華爾街金童」的美譽。

當時，這位「撈得風生水起」、幾百萬年薪的人生贏家，按「劇本」理應繼續在上流社會打滾，與農村愛滋孤兒似乎天各一方，可是命運卻悄然將他們連在一起。

初次見識到愛滋病的「威力」，是在美國求學階段，連他的高中老師也是死於愛滋病，深切體會到這場「20世紀黑死病」帶來的社會問題，一直默默關注。

九十年代末，UBS派駐他到香港工作，需要不時來回內地。某次出席愛滋遺孤問題會議，遇上感染愛滋病的農村父子，不禁好奇想，在偏僻的村莊沒有紅燈區、毒品，怎會染上此病？

再三查問，他才得知賣血是元兇。後來，杜聰走訪不同的愛滋村，目擊麥田上連綿不斷的土丘，埋葬一具又一具染上愛滋病的遺體；三代同堂的家庭，父母或因愛滋病死亡，或行將就木，留下八旬祖母和孫兒；有母親熱切地拉着他的手，哀慟地說：「救救孩子」。

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他再也放不下這群孤雛。31歲那年，杜聰成立智行基金會，一邊於銀行工作，一邊做慈善公益，後來更決定「裸辭」，至今仍是不收分文薪酬，依靠投行賺到的「老本」為生。

為了保障受助人私隱，他拒絕公開捐款去向、資助名單等，單靠一個「信」字，因此開初籌款工作篳路藍縷，靠自己儲蓄苦苦支撐。

曾有不少傳媒及朋友問，如果繼續在報酬高的金融界工作，用賺到的錢資助基金會不是更好嗎？他卻深深體會到，這班愛滋孤兒缺乏的不單是金錢，而是面對貧窮、疾病、歧視三重打擊。他很難找到有人願意親自到愛滋村，只能親身上陣，「如果我是做parttime，不是全身心做，我一世都不會安樂」。

歸根究柢，杜聰認為農民賣血源於貧窮，教育是改寫下一代命運的出路。他以自己家族作為例子，爺爺生在富裕之家，就算不讀書也可當「富二代」，但太爺覺得財富如浮雲，知識卻「跟一世」，沒有人能搶走，要求兒孫必須讀書，「後來中國經歷多次戰亂，爺爺是交通大學畢業生，就算咩都冇哂，在一眾難民中，更容易站起來」。

讀書是改變關鍵

他表示，中國只有9年免費教育，對農村家庭來說，每年二至三千元的高中課程，已經相等於一年農作物收成的回報，當中還未計算住宿、飲食等生活費。不少學生初中已經外出打工，失去「知識脫貧」機會。杜聰走訪不同農村，正是想資助這班小孩讀書，「這些有心、有能力的人，沒有機會讀書是社會損失，未來中國會少了科學家、音樂家」。

本着行善之心遊走內地，初期杜聰卻慘被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皆因擔心愛滋病疫情曝光會影響當地經濟。為了阻止他入村，政府派人跟蹤、偷聽電話，更找農民充當密探，每次舉報可獲五十元獎金，如同看待通緝犯一樣，「舉報之後，有警察來趕走我，說已經解決問題，不需要我」。

多次「食檸檬」，有沒有想過放棄？杜聰瀟灑回應，「又不是為阻攔我的人而去農村，更不應因為他們阻撓而離開，除非學生不再需要幫助」。

有次，看到《南方周末》一篇有關愛滋病孤兒的報道，有受訪兒童說：「我好擔心杜叔叔不再來幫我交學費。」從此他更堅定信念，「原來小朋友咁想讀書，咁想我們去」。

時間證明一切，基金會漸漸獲政府信任，某次當地的公安和他食飯飲酒時，打開心窗說：「杜先生，以前真的有點冒犯你，因為我們不相信世界有咁好的人，覺得你這位海外人士一定別有所圖，但想來想去，你又不是來傳教、搞政治活動，後來又懷疑你賣假藥，但後來發覺又唔係」。

他笑着總結，內地人有兩種思維，第一是覺得「人沒有可能咁好」，第二種主要是老一輩想法，認為需要別人幫忙會「丟自己臉」。

我需要智行

由出入高級場所的投資銀行家到一位窮鄉僻壤的義工，如果以主流價值來衡量，確實匪夷所思，父母也不支持。「坦白說，父母能夠理解我的決定，但說不上支持。」

初初辭退銀行工作，很多人更以為他「玩玩下」，為了令父母安心，他和母親約定做幾年公益，40歲前再次從商賺錢。39歲那年，基金會踏上軌道，他履行承諾回到商界，但短短兩年便再次離開。杜聰直言「慈善工作帶來快樂，我需要基金會，多於它需要我」。

——節錄自十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