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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5日 推介文章

中產躁動不安 價值範式轉移

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急速起飛,新工種不斷湧現,部分人成功分享到經濟成果,出現了象徵「人人有機會」的中產階層。但今時今日,「獅子山精神」還有多少說服力?

撰文:黃愛琴 本刊記者

若單純以收入(income)層面來看,「滴漏效應」並沒有消失。統計處資料顯示,若將市民的收入由低至高分作十等分,最貧窮組別在2011至2016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升幅跑贏其他組別,為46.6%〔圖一〕。而全部組別的收入中位數均錄得雙位數字的累計升幅。這說明,第一,由於市道暢旺,全部打工仔均得益;第二,受惠於最低工資及低技術勞工短缺,基層工人的就業及收入大有改善。

收入追不上資產增值

但另一方面,收入增長遠遠未追得上資產(asset)增值,造成極嚴重的財富不均。金管局的報告顯示,樓價與收入比率在2018年第四季高企17.0,比起1997年的高峰值14.7還為高,說明收入與樓價嚴重脫節。事實上,由於近十年香港新造土地及新住宅落成量出現斷崖式下降,2018年香港樓價比2008年已高升足足兩倍、連續9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買樓城市」。

香港有49%的自置居所戶,但剔除需補地價的自置公營房屋(公屋和居屋),實質只有3分1的家庭能夠透過樓價升值,分享到經濟繁榮的成果。

再加上2009年開始,金管局先後8次收緊按揭,令置業首期增加至四、五成。一個600萬的單位,首期要300萬,單靠薪水儲蓄置業近乎不可能,上車必須「靠父幹」。有樓的富爸爸即使現金不足,亦可加按自住物業資助子女買樓,相反無樓的窮爸爸,則愛莫能助,造成「樓市世襲制」。

這活脫脫就是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講的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個人能力不再帶來經濟上流,相反繼承家產的富家子弟才是勝利者。他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指出,資本回報率(r)增長大多時間比經濟增長率(g)高,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中收入低產階層最慘

在香港社會,誰是最大受害者?就是一班「中收入、低產階層」(middle-income low-asset class),即使身為專業人士,例如醫生、律師、會計師,收入不俗,但是假如出身基層,沒有富爸媽提供首期,「上車」亦可能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

以往他們被籠統稱為「中產」,但middle class此舶來語在十八世紀英國出現之時,資本主義剛冒起,「收入」和「資產」關聯度很高,如今兩者距離已愈拉愈闊。

中收入低產階層之苦在於「兩頭唔到岸」,一方面因為收入稍高,要交稅卻福利全無,既不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也往往無法享受政府的「派糖」;另一方面又要承受沉重的房租開支,儲錢更為困難。

2017年,本港有50.9萬個家庭租住私人樓宇加臨時房屋,十年增加45%,同期自置私人居所的家庭數目只增加了3.7%。2016年私樓租金佔住戶月入30.7%,比10年前高出5%,而公屋租金與住戶收入比率只是9.3%。

職場發展方面,情況亦不容樂觀。隨着全球產業結構正在去中層化、去中介化,中等收入打工仔難以「上位」。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發現,在香港總工作人口上升時,經理及行政級人員佔總工作人口比例反而由2001年的10.7%下降為2016年的10.1%,出現萎縮。

講到子女教育,十個香港家長九個「頭痕」,中產家長寄望子女靠教育改變命運,重覆以往自己向上流的故事,已日益困難。社會學家呂大樂在《中產心事》一書分析,隨着香港整體家庭經濟能力提升、子女數目下降、社會日益文憑化,各個階層都熱烈投入一場教育競賽。據他觀察,「在地」中產比以前更難打入精英階層,因為許多新精英都在西方讀中小學,進外國名牌大學,回來後成為某行業的高層,當中所需的財力和人脈,實非一般「本地薑」所具備。

躁動化作憤怒

以上三大「痛點」,正正解釋了今日香港中產的躁動,甚至期待「攬炒」來重新洗牌。在今次的逃犯條例風波中,不少中產為示威者提供物資及義載,醫護、法律、社工、航空等專業界別均染黃。傳統上,中產階層被視為社會穩定力量(橄欖形結構),現在卻可能成為一股不穩定的力量。他們學歷高,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不俗,一旦倒戈,力量非同小可,連登仔中就有不少人是高學歷中產。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一份報告指出,全球中產階層縮小,為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構成威脅。1985年中產階層的總收入是最富裕階層的四倍,現在收入倍數降至不足三倍,因為住房、教育和醫療成本急速上升。

價值範式轉移

注意,香港中產追求的不單純是經濟,更貼切形容是一種對生活質素的追求,由求量變成求質。新聞傳播學者馬傑偉寫道,香港由早年努力脫貧,到追求財富及炫耀財富,再經歷97後種種高低起伏,今天不再是「向前看」、「向錢看」的移民城市,而是追求「宜居城市」,即生活安穩之餘,亦不失文化和精神上的富足。

近十年,香港出現一連串保育、公民運動(推手多為高學歷中收入人士),以至年輕一代的後物質價值轉向。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發現,「法治」和「自由」是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分別有23.9%和20.1%,只有少於3%的受訪者認為「市場經濟」最重要〔表一〕。這表示,香港人(包括中產)已不再視「中環價值」為唯一價值,價值觀出現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

——節錄自2019年10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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