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之內，覆蓋全國的高鐵延綿2.9萬公里；街道之上，一排排五顏六色的共享單車大行其道；走進店內，人民幣幾近絕跡，電子支付掃一掃，連乞丐都拿出二維碼，無現金社會已來臨；更莫說世界最大的互聯網，電商每秒交易幾十萬筆，淘寶雙11年年破紀錄。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官媒吹捧的「新四大發明」已深刻改變中國人的生活形態。同時，在工業4.0時代，中國出台「中國製造2025」，地方則力推「智慧城市」。在工廠內，機械人及3D已經上線；在大街小巷，全國超過1.76億隻「天眼」維持治安。
得力於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中國經濟模式」已經進化，政府和平民都擁抱互聯網。德國政治經濟學者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形容中國正推行「數碼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透過推動數碼經濟，用科技手段監控民眾，確保長期統治。
經濟烏托邦
在西方，Google與Facebook都反對政府獲取數據；歐洲人不信任政府，德國九十年代已經出現「訊息自決權」；唯獨在中國，科企與政府合作得非常好，將「新計劃經濟」發揚光大的，正是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他前後兩次發表「優越論」，認為「未來三十年，計劃經濟會愈做愈大」。
冷戰時代，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絕大部分時間都實行計劃經濟，毛澤東年代的中國，幾乎完全取消私營經濟，實行人民公社，由國家支配原料和生產，結果經濟瀕臨崩潰。
舊計劃經濟的失敗，有人歸咎缺乏超級電腦。隨着大數據、人工智能及雲計算的出現，除馬雲外，內地學界同樣重提計劃經濟。2017年，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彬彬，發表「建立一個以計劃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論文。
他提出「新計劃經濟」的理據是，資本主義通過全球化，試圖統一世界市場，作為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只能以國家主導國民經濟，堅持國家所有而非社會所有，此逆向方針來作抵制，但考慮到市場經濟仍是創新效率最高的體制，所以社會主義國家仍要保留市場。
「內地學者並不認為自己走回頭路，而是『進化版社會主義』。」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兼LikeCoin Foundation首席經濟學家林仲生，專門研究數碼經濟，他補充中國在微觀管理方面，今日確實變得比較高明，「例如降低生產過剩」──這是部分內地學者，支持計劃經濟回朝的原因。
同為2017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鄢一龍，撰文提出應用「新鳥籠經濟」來回應中國經濟新階段需求，解決貧富懸殊；
舊「鳥籠經濟」由中共元老陳雲，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顧名思義鳥兒（經濟）仍能飛（自由），前提是在籠內（國家控制）；簡言之，就是有限自由，國家指導，「新」指的是高科技。
昔日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糾結於供求，在舊計劃經濟下，因沒有足夠底層數據、科學化指標等，結果導致資源錯配，引發災難性後果，中國大躍進就引發大饑荒；
今天「新計劃經濟」的出現，中國政府自信能作正確決策，一切取決於一個大前提，就是相信已掌握完整資訊──2016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中國政府掌握數據超過80%，其餘20%呢？自然是擁有用戶數據的科技巨擘。
過去幾年「國進民退」高唱入雲，阿里巴巴馬雲、騰訊馬化騰及聯想柳傳志，盛傳「被退休」及「被卸任」，國家加強控制科企﹝表一﹞。「干預私企未必無因，因為都曾得到國家栽培。」中大經濟系副教授莊太量指出，中國發展模式本來就「獨特」，企業壯大，甚至獨佔市場，並非因市場競爭，關鍵還是靠國家，最重要聽話；對於國家而言，操控兩三家企業比控制過百家容易。
高科技「造神」
如是者官商成功合謀，政府連互聯網企業，例如淘寶、微信及滴滴等數據都盡攬在手，可在平台觀察消費者的舉動。「新計劃經濟」實際已經在調控全國人流、物流及資金流﹝表二﹞，達到陳雲描述「鳥兒要飛，握在手裏會死，但要有個籠，不然就飛跑」的境界：
首先是人流。去年全國大規模應用的「社會信用系統」，有別於歐美國家的評分機構，多數由私人公司擁有，在中國，則由政府直接管理，評分指標都由政府定奪，結果推出僅僅一個月，限制「失信者」乘坐飛機和火車，前者達1160萬人次，後者達441萬人次，變相透過「限行」管制境內人流向；
今年推出企業版的「社會信用系列」將範圍擴至境外，因系統會針對外資，高管有機會被禁出行，盛傳聯合、達美及美國航空均收到警告，若網站沒將澳門、香港和台灣列為中國一部分，評分將受影響。透過系統的「獎罰機制」，日後政府想從「需求側」操控個人經濟行為，也易如反掌。
其次是物流。貴州是全國大數據最大試驗場，但意想不到能輻射全國，原因是出現國家主導下的平台經濟──堪稱「貨運界Uber」的O2O平台「貨車幫」，該車隊規模超過370萬貨車，佔全國總數逾半，成功有效分配閒置資源。
平台出現前，物流業存在供需錯配，路上很多「單頭車」（意思是司機單打獨鬥，自己跑單接單運貨），效率不高，例如將貨物由山西運到廣東，但回程空車，造成浪費，「貨車幫」做到實時配對全國貨主和司機，讓司機接到回程單。幕後推手是誰？平台獲貴州省政府支持，連習近平和李克強都「點讚」。
最後是資金流。全中國很快「無現金」——提高交易效率、節省交易成本固然是好處，移動支付同時意味數據，每筆微額交易都披露個人生活習慣和消費行為。國民在享受便利同時，政府都可提高交易透明度，打擊逃稅漏稅貪腐，增加正規稅務收入。從前可將現金放在家中，不進銀行體系完全不受影響，但無現金則藏無可藏。另外，人民銀行準備推官方認可虛擬貨幣，繞道西方另闢蹊徑，同樣達到追蹤及管理，打擊洗錢的效果。
腦電波「讀心」
政府的「有形之手」還延伸到工人的腦電波。杭州中恒電氣4萬名工人，每天會載上「智能帽」紀錄腦電波，管理層再按工人情緒調節生產，使用相同技術，還有浙江國家電網。藉監控腦電波來提高生產效率，很大機會成新趨勢。
不同高校獲政府資助埋首開發產品，「智能帽」（Neuro Cap）由寧波大學研發，浙江大學及上海交大則研究出用人腦控制老鼠及蟑螂。林仲生透露，甚至有內地企業，已用來控制電腦。
今年5月官媒更率先報道，天津大學與電子訊息產業集團全球首推腦機專用晶片，用於解碼用戶心理意圖。腦電波專家韓璧丞表示，技術最終可用於預測用戶未來需求，因為「我們會沒有記憶意識，但大腦反應沒法欺騙」。
「上帝之手」
政府能扮演「上帝」主宰經濟嗎？運算能力再強都有機會百密一疏，自由市場有自我糾錯能力，政府呢？「技術突破必定有助獲取更多資訊，但接近完整不等於真正完整。計劃經濟的失敗並非單單因為科技，而是決策過程，資本主義可做到去中心化。」中國正反其道而行，經濟學者林仲生說：「現在政府掌握更多資料，重蹈『大躍進』失敗機會較低，但像推出『熔斷機制』這類的失誤仍經常有。」
更莫說「破壞性創新」，iPhone未出現前，人們不知道自己需要iPhone，創新不能透過計劃出來。
——節錄自十一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