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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0日 推介文章

中央不懂用憲政遏分裂 陳冠中:全面管治來臨

撰文:黃愛琴 本刊記者

從城市意識到港人意識

這個夏天,催淚煙孕育了一個稱為「香港人」的政治共同體身份,陳冠中娓娓道出它的前世今生:「最初香港被稱為殖民地,後來叫區域(territory),七十年代自稱為城市(city)。」

1976年,他與一班好友創辦的《號外》雜誌,英文名就是City Magazine。它以中產青年視角,探討這座城市發生的一切,既講明星、飲食,又不迴避政治。「那時只有城市意識,未有港人意識。」

後期,拍擋們忽發奇想,做了一個懷舊特輯。「當時南來文人懷念的,都是三十年代上海的東西,我們卻在七十年代尾懷念六十年代的香港,講我們的童年往事。」《號外》編寫團隊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相對於捍衞傳統文化,更關心本土發展。

日漸清晰的香港人面譜,主要來自日常生活、影視娛樂和流行文化。有一年去英國讀書,陳冠中手上拿着香港版的英國護照,過境時卻不能排在英國人的隊伍。「那時大陸仍是文革後期,無法認同大陸,那我到底是什麼人?香港人的意識很自然從生活體驗中走出來。」

這種意識在回歸前深化,社會上熱烈討論香港應該何去何從。「那時很多朋友都比我愛國,主張要入去中國搞民主,我不太認同,說香港要命運自決、地方自治。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現『一國兩制』,我基本上支持,後此沒再提香港自治。」

三十多年後,香港再次出現「自治」,甚至「獨立」的聲音,超乎陳冠中的想像。他一直覺得「一國兩制」是一條「好橋」,但中央似乎毀了一手好牌。

「送大禮」搞錯了

「有民族主義情緒,不等於就會出現分離主義。」他說,根據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Michael Hechter的Containing Nationalism理論,關鍵在於間接管治,手段有三:第一是把權力下放給當地政治精英,那他們就沒有必要搞獨立;第二是要有清晰的憲政,以法律和程序確保地方得到公平待遇;第三是推行優惠政策。

許多西方實證研究顯示,前兩者成效最高,特別是憲政。「因為搞獨立要通過公投,很難成功,例子有加拿大的魁北克和蘇格蘭。」

至於優惠政策,則是下下之策。「因為會製造不公平,有些人沒有得益會不高興。新疆就是一個例子,已有人不滿少數民族得到太多特殊待遇。」

按此理論,中央管治香港,是反其道而行。回歸後,「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斷受到衝擊,2008年中聯辦官員曹二寶宣稱香港應擁有「第二支管治隊伍」,2014年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三度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同一時間,為安撫港人,中央不斷送大禮,例如CEPA、自由行和大灣區政策。最近,有外媒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內部講話說:「經濟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金鑰匙。」

「中央可能搞錯了!」陳冠中認為,香港人其實想要的並非優惠政策,如果真正能做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家就不會尋求獨立。

2008年前,陳冠中寫了很多關於香港的故事,其中最出名是「香港三部曲」:《太陽膏的夢》、《什麼都沒有發生》和《金都茶餐廳》。三書內容迥異,共同主題是「搵食」(資本主義與人生抉擇)。

但他強調,這次社會運動不是想要經濟利益,反而理想主義成分很強,「黃絲講自由、民主,極藍絲講民族主義」,但港府和中央均捉錯用神。

他惋惜道:「回看歷史,每次都是國內的政策『夾硬』把香港人推遠了,文革是一個很令人傷心的例子;89年又是一個例子,當時香港已經決定回歸,正在討論《基本法》,突然之間64將香港人推遠了;這次的逃犯條例風波亦是。」

建制派的背叛

面對現時社會嚴重撕裂對立,他直斥罪魁禍首是建制派。2016年,他在《建制派的背叛》一文寫道:「為什麼會容許這麼一些不利於香港的政治人物在香港當政?一大部分原因是因為『香港建制派』容忍甚至幫拖。沒有建制派的大體支持(至少是反對不力),反香港的政治人物是不可能在香港當政的。為此,建制派對香港當前的政治難關要負上較大責任。」

訪問中,他特別點名批評梁振英和劉兆佳,指他們帶頭破壞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平衡局面,拉幫結派,打壓對手,製造敵我矛盾,背離「中立政府」的政制設計,後遺症延續至今。

回歸雙重意識

出路在哪裏?就是重新回到「一國兩制」。「這仍然是最有歷史根據的,畢竟已經運行了20多年,也是多方口頭認同的,回去的機會大過任何其他的方案,包括獨立和解放軍鎮壓的一國一制。」

他稱,港人一直有「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港人」身份混合「中國人」身份,「不走完全同化,也不走完全分裂」,身份邊界充滿彈性。

現實生活中,港人智慧向來都是見招拆招,靈活走位,不行極端路線。「和理非之所以能夠包容勇武,不與其割席,又能夠理解到藍絲,就是因為有這種意識。」而勇武與極藍絲,只有單一意識,不想走共存共生之路線。「雙重意識可以處理大矛盾,是香港的希望。」

但他坦言未敢對此寄予厚望,因為中聯辦此官僚實體已經建立,「除非北京有新的想法,否則難成事,問題在北京」。

更令人擔心的是,「北京有可能將錯就錯,趁機改組、整治香港」,實行空有「一國兩制」之名的「全面管治」。

路透社早前報道,中資收到中央指令,要加大在香港的投資,控制不同範疇企業。

司法獨立這一道防線,也有可能被整治。最近在香港舉行的一個公開講座中,陳冠中以納粹時代的德國為例,指出法官也是人,如生命受到威脅,就會「跪低」。

他又認為,科技將是中國維穩的新絕招。「政權將會利用先進的科技,例如AI、大數據、人臉識別、社會信用系統,帶領中國進入哈維爾所講的全面管治社會。」

到時「正如《1984》書中所描繪,任憑天地之大,無處可逃」。這種「無窗的鐵屋」可能會延伸到香港。「香港示威者破壞智慧燈柱,可見他們已經心中恐懼,有反對高科技全面監控的意識。」

——節錄自十一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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