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基於良好法律制度，加上市場國際化和香港股票市場具有強大的集資能力（例如IPO），因此，外資、機構投資者和國際金融機構均樂意選擇香港作為海外基地，更視特區為進軍內地的窗口。同樣地，中央也致力保持香港作為內地金融開放的窗口，來推動中國金融業發展。在互助互利的基礎下，香港才可以與其他頂尖金融城市爭一日之長短。

按英國知庫Z/Yen制訂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香港在全球112個金融中心中排名第三位，而排在首兩位的分別是紐約和倫敦，新加坡則排名第四。「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組成包括五個元素：商業環境（Business Environment）、金融業發展（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基礎設施人力（Infrastructure）、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和聲譽（Reputation）。從這個指數的構成部分來看，香港能夠成為全球第三位的金融中心的確具有非常強的金融競爭力。
法治變人治 嚇走外資

林鄭啟動《緊急法》，卻令香港一貫公開透明的法律制度受重創，尤其是過去幾個月的反送中運動屬於政治事件，理應採取政治手法來解決問題。無奈，頑固的林鄭政府卻選擇依附龐大警力來壓制不斷升溫的社運，使香港步入一個極之危險的局面。在武力的鎮壓下，警民衝突的血腥場面只會不斷重演，這不但衝擊社會秩序和治安，而且更將以往良好的警民關係徹底破壞。當外資看見香港變成一個動盪不安的城市，他們會有怎麼樣的觀感？大家心知肚明。

香港的致命傷是特首透過《緊急法》隨意立法，對一向支持良好法治的商界來說，林鄭的做法改變現時公開透明的法律規則，令香港的法治變為人治。而人心往往難測，外資和國際企業對這轉變是不可能接受的，甚至從根本拒絕適應新環境。一個以往有規有矩的營商環境，突然出現大量不明因素，只會令香港的投資價值大減。此外，商界向來追求利潤最大化，既然遊戲規則改至難以預測，外商撤資和不再以香港作為內地的金融窗口的機會不低。

外資衡量一個金融中心是否健康發展，其注意力也會落在勞動人口的數量和質素。很多香港市民面對現時的亂局和低劣的公共管治質素，他們的選擇是離開香港，移民他國。其實，在過去30年，香港也曾出現過兩次的移民潮，一次是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另一次是1997年回歸祖國前後。今次反送中運動肯定會為香港帶來第三次移民潮，因為不少市民不但對林鄭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信心，而且更認為「一國兩制」早已名存實亡，從過去兩三個月市民搶着開設離岸戶口，將存於香港銀行的資金移到境外，正好反映有部分香港人已準備離開，這現象將會愈來愈明顯。

人才外流趨嚴重
今次的移民潮將會較以往兩次大得多，原因是林鄭及眾高官已表現出不會認真處理現時的政治危機，顯示特區政府根本沒有意圖解決問題。政府的漠視民意程度亦絕對是難以想像，加上現在距離2047年的大限只有20多年，市民想到香港的未來已感心寒，因此，不少具有財政實力的中產家庭已準備在未來幾年移民他國。由於大量本地專才來自中產，筆者預期本地勞動市場將會出現嚴重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肯定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正如早前李嘉誠先生形容香港是「黃台之瓜、何堪再摘」。無奈，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實在太不濟，未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來解決這個巨大政治危機。以現時情況發展來看，商界開始對香港金融中心能否維持應有功能產生很大疑問。加上將出現的移民潮肯定令本地勞動力受壓，外資看見香港面對如此強大逆風，又怎會繼續視特區為進入內地的窗口呢！如果林鄭政府未能當機立斷，以正確的方法來解決這個政治危機，香港的未來真是凍過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