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丁望　中國問題專家

「七二一」（元朗事件）是香港盛衰的標誌之一。「七二一」後，許多港人不再相信「官話」，官民、警民失去互信，街頭武鬥頻仍，社會陷於無政府主義的邊緣。

「七二一」及其後一系列的街頭暴力，突顯「執法者」對疑似黑道「溫情脈脈」。自稱某某幫派的白衣人、紅衫軍，在街上揮舞長棍之後，居然獲「寬容」。

不少學生和年輕女子，卻因和平請願或街頭武鬥被捕，承受過重的武力；有人被打得頭破血流、背扣手銬壓在地上，仍遭粗腳壓頸。

這樣缺乏人道的「場景」，令人聯想毛澤東（1893-1976）鼓吹的暴力革命：「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有網絡留言謂，香港的「執法者」，搬用「維穩」的一些「紅色手段」，黑道則介入「協助」。這樣的「陸化」（大陸化，赤化），引起了爭議。

本文略析中共於1921年成立後的紅色流氓政策：基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需要，重用流氓無產者，重用的因素，「痞子運動」後來的演變，當今的「維穩」與黑道合流。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流氓無產者是熱議的話題。在早期著作《共產黨宣言》（1848發表），馬克思（1818-1883）就述評流氓無產者捲進革命運動，但有貶抑，稱他們「甘心被人收買，去幹反動勾當」。

毛不同於馬，對流氓無產者的評價甚高，視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革命重要力量之一。

流氓無產者即流氓階層的游民，又稱游民無產者，指沒有土地、正當職業的無產階級。例如流氓、地痞、扒手、詐騙者、乞丐、賣淫者、流浪漢、二流子（遊手好閒、敲詐勒索之流）。這是與城鎮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號稱無產階級）不同之處。

在共運史，「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暴力革命的「指導理論」，也處於執政共產黨社會治理的「指導地位」。列寧（1870-1924）宣揚社會主義革命「使用野蠻的鬥爭手段」，他在《國家與革命》詳敍了專政的涵義、暴力手段。拙文〈百萬港人遊行涉及政局左轉—北京政治生態與無產階級專政論〉，已有輪廓性述評，本文不贅。

小姐牙床上 也去滾一滾

在毛的暴力革命特別是農村「土地革命」中，流氓無產者一直受重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成為暴力革命和流氓無產者的「經典」。

1926-1927年，中共的農村「土地革命」被稱為「痞子運動」，毛發表此文替流氓、地痞辯護，強調他們的「革命性」，表示讚賞他們的暴烈行動。例如，捉紳士「戴高帽遊鄉」（示眾）；再如，「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踏上去滾一滾」。

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來，就重視吸收流氓無產者參與暴力革命，有一套相關的政策〔見表〕。

其政策要點之一，是「階級定性」。把流氓無產者大體定為被壓迫、剝削的階級，說具有反地主、豪紳和城市資本家的「革命性」，也不忽略他們可能被地主、豪紳拉過去的「消極性」。

要點之二，是吸收他們到社會主義的「革命隊伍」，壯實暴力革命的力量。

要點之三，是不能加入到「革命隊伍」的流氓、地痞、扒手之類的游民，以小利引誘他們協助外圍工作，如探消息、告密、恫嚇、勒索豪紳、富戶。

在中共歷史上，毛一直引入流氓或痞子型的投機小人物，利用他們充打手之類。

毛重用流氓的首要原因，是他們有狠鬥的「狼性」，可訓練為暴力革命、政治運動整人的打手，即所謂勇敢分子、積極分子。

流氓無產者 狠鬥狼性強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讚流氓敢於造反，衝破「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形成暴力革命的「暴風驟雨」。說他們「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把地主的威風掃光」。

1964年，毛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之名整人、清算「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仍聲稱重用「勇敢分子」，並重提為流氓辯護的往事：「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

劉少奇（1898-1969）曾是中共第二號人物、中央副主席（1956-1966）、國家主席（1959-1966），也把流氓視為中共革命的「勇敢分子」。

抗戰期間（1937-1945），中共根據地發展自己控制的農會，有幹部提到「防止流氓混入農會」，劉少奇駁斥：「你這裏說的流氓，是一種勇敢分子。農民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正派農民不敢參加，要觀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參加，你不能把他們拒絕在農會之外。他們的流氓習氣是可以在運動中改造好的。實在改造不好的，等農民運動起來時再淘汰他們也不遲。你不要先把他們擋在外頭呀！」

製造暴力恐怖，使民眾對「無產階級專政」恐懼，達致維持社會穩定（維穩）的目的，也是流氓無產者被重用的原因。

——節錄自十一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