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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9日 推介文章

政治凌駕教育 通識變代罪羊

通識教育科當年推行時,被建制派、高官吹捧為「終身受用」,如今淪為向青少年「洗腦放毒」的罪魁禍首。時移世易,到底是通識科「背叛」了原先初衷,還是不幸成為政治的代罪羔羊?這段恩怨情仇,要由十多年前說起。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時間回到2000年。香港剛剛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經濟大幅下滑,加上「教育八萬五」措施下,大專畢業生泛濫,年輕人就業、上流問題成為燙手山芋;同一時間,世界正面臨全球化衝擊,工業型經濟日益褪色,知識為本的產業結構緊隨其後,加上「高分低能」、「填鴨式教育」長期弊端顯現,教育改革的呼聲日益增加。

教改大旗手梁錦松於《二十世紀教育藍圖》開宗明義說:「學習,可以為個人創造未來。」為了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其中一項重大改革,便是「提拔」原為A-level選修科的通識教育。

縱使當時不少業界人士表達擔憂,例如教材設計工作繁重、課程廣闊、評估方法不清等,仍然難阻推行通識科。時任教統局長李國章2004年出席座談會說,小部分學者批評教改過急有「危言聳聽之嫌」,認為他們「真係要補一補通識課」。

不但是官員四出宣傳「通識教育,終身受用」,建制派、傳統名校出身的教育工作者也有相同主張。有趣的是,如今民主派不斷受到批評,指他們藉通識科「洗腦」、鼓吹學生上街示威,當年卻極力反對通識科,擔心建制派用來灌輸政治教育。

2009年,通識教育最終與中、英、數並列成為新高中四大核心科目之一。課程分為六大單元,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衞生,以及能源科技與環境。

成也黃之鋒 敗也黃之鋒

「通識科沒什麼改變,而是社會變了。」趙永佳曾經擔任多年通識科課程委員會主席,熟悉此科歷來發展,指出多數人認同透過通識科教授公民教育、批判思考、學會學習等等,「當時我們更擔心新一代太功利,不問世事,不理社區!」怎料,直至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風波,外界對新一代年輕人的看法瞬間180度改變。

談及通識科,坊間經常流傳一句:「成也黃之鋒,敗也黃之鋒」,此話何解?原來在2012年,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積極參與反國教行動,其後召集人黃之鋒、發言人張秀賢均於通識科考獲佳績,再次引起政界關注。後來出現的雨傘運動、反修例風波,「90後」青年、「雙學」的身影經常出現,建制派更加相信通識科是學生上街示威、變得激進的原因。

到底通識科是否「教壞」學生?多年前,趙永佳曾經作多次研究調查,發現通識科與年輕人參與政治關係不大。例如於2013年至2014年期間,他與「學民思潮」成員深入訪談後,發覺大部分人投身政治活動,與學習通識無關,指出部分受訪者認識更多政治歷史、制度後,產生無力感,卻有「想抽離一點」政治現實的傾向。

趙永佳直言學者做研究只是尋真相,但訪談時也忍不住說:「整個教育制度都是培養負責、有識見的公民,現在年輕人放棄很多事參加社會運動,大體上是成功的;否則好像我們一代,不問世事只會讀書。你說他們受人蒙蔽、思想不全面都好,但起碼投入參與,想幫助香港。」他認為,於當下撕裂的社會,如何用好通識,讓學生懂得冷靜處理、fact check更重要。

21世紀核心素養

回望推行教改的初衷,除了是應對經濟轉型,「不能打死一份工」,也提倡終身學習、靈活適應的能力。「過去七年,國民教育的餘波從未平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發現,2012年後教育制度彷彿正走向職業導向的回頭路。比如說,上屆政府於《施政報告》提出「生涯規劃」,具體措施如透過先導計劃推行職業教育、為高級文憑及部分中專學生提供工作實習機會等等。

鄒崇銘認為,職訓教育的價值觀,與當初推行教改、通識科初衷明顯有分別,「隱含意思是,你應該要老老實實去打份工。不過,面對未來全球化科技、新經濟結構之下是唔work的」。

相比千禧年教改,今天年輕人面對的世界或者更複雜。隨着「工業革命4.0」時代出現,人工智能(AI)、自動化機械有機會取代更多工作。2013年牛津大學發表論文,分析700種工作後發現,未來20年內將近一半工作消失。

LinkedIn調查指出,未來軟技能人才最吃香,超過一半高級管理人員認為,軟技能比硬技能更重要,例如創造力、表達和主動學習等能力。

為了打破「技能」的界限,近年不少國家已積極討論培訓核心「素養」(Competence),以適應未來挑戰。教育學家程介明數年前於〈21世紀—能力?素質?素養?〉一文中,曾經分析不同地方的教育改革,討論如何由傳統技能轉而培育「素養」〔見表〕。若仔細比較,不難發現部分目標與通識科相似,例如培訓批判思維、自主學習、公民責任。

取消通識是愚民政策

鄒崇銘認為,通識科能讓學生討論未來科技及環保議題,例如生態危機、人工智能衝擊等等。建制人士就通識問題舊調重彈,他批評是政治凌駕教育,視學校為代罪羔羊,「於現有的資源分配,他們是既得利益者,當處理不到年輕人問題,便賴老師、課程」。他說,若然落實課程有問題,可以公開討論或修改,而不是否定通識科,「一刀切」取消更是教育倒退。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有相似看法。2016年他出席活動時批評,取消通識科只是「愚民政策」,既消極亦違反教學原則。他以孫中山為例,鼓勵年輕人參與政治,認為通識科有助分析爭議的議題,「如果今日仍然有人認為年輕人不應搞政治,等於將頭埋在沙中的鴕鳥一樣」。

於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正是通過「去政治化」手段,避免學生質疑政府,結果人人當順民,少談政治,多說「四仔」(車仔、屋仔、老婆仔、BB仔)。後來,隨着政制改變,港英政府才容許政治教育,甚至可以討論民主、人權、自由等等。

教育大學講師黎明認為,部分人借通識、國教等教育議題,推卸今次反修例風波爆發的責任,「社會是否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作為管理者,你是否要正視管治問題?」過去,很多學者着力研究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不少更由官方委託,黎明苦口婆心說:「他們已經研究完,你是時候看一看,否則只會無限期研究」。

黎明指出,通識有助學生接觸社會議題,「如果年輕人了解更多後有看法,政府是不是要聽?還是覺得不應該讓他們知道?這樣好似不太合理」。

——節錄自十二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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