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圈文化培養小粉紅 香港能複製?
2019年11月29日

身處網絡時代,如何培養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一河之隔,內地早已利用中國特色互聯網、潮流文化符號,成功融合愛國教育,培養出新一代小粉紅。如今香港陷入政治漩渦,不少人將矛頭指向學校缺乏國民教育,曾是小粉紅的學者黎明不以為然:「單靠課室上建立個人價值觀,效果不大」。

撰文:鄭雲風 本刊記者

2008年黎明來港讀碩士。出發前,身為共產黨員的爸爸千叮萬囑,「香港社會複雜,有各種政治目的、外國勢力的人,小心別受影響。」怎知來港翌年,已有同學邀請她參與六四事件二十周年集會。1989年春夏之交,黎明只有4歲,一直只能透過家人的一言片語揣測事件,「不清楚發生什麼事,只知道好敏感。」左思右想,終究好奇心難忍,答應參加。

經歷那場集會,她發現大家對同一件歷史事件的認知截然不同,內心不禁泛起漣漪。黎明也曾與同學爭論,堅持當年天安門沒有死人,質疑他們用字是否太誇張等等。爭辯過後,她難以平復情緒,「我意識到,我雖然好肯定地說這件事,實質對此一無所知,沒有證據。」她開始自問:「好多資訊不清楚,為何這麼肯定?」

她決定用足足三年時間搜集歷史書,重整過去對國家的認知,「一堆事件構成你的價值觀,但發現當中好重要的一部分是假的」。後來,她更跳出不敢表達己見的囹圄,勇於為政治、社會事件公開發聲。

飯圈文化碰上愛國主義

日月如梭,內地愛國教育已經「與時並進」。「95、00後所接受的教育,甚至是社會文化,跟我們的年代有很大不同。」黎明指出,最大分別是政府學懂利用互聯網文化宣傳,影響新一代「網絡原住民」,並成功滲透於日常生活。

曾幾何時,有人以為隨着互聯網興起,「翻牆」方法成熟,內地年輕人接觸更多外界資訊,了解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後,有助推動中國政治改革。怎想到事與願違,放眼近年出現的小粉紅,不單活躍於內地,部分更是享有資訊自由的外國留學生。

黎明歸納出兩大原因。第一,國內加強控制輿論,立法阻嚇網民批評政府,統一意見。「國內人已培訓出一套認知:外界經常誤解、攻擊中國,發布虛假資訊。」第二,將飯圈(為了追星而結集的狂熱群組)文化融入愛國主義,藉着社交平台、電影、遊戲等方式宣傳。

自2014年,內地娛樂圈出現一股「小鮮肉」熱潮,部分更擔當愛國電影的角色,吸引年輕人市場。今年上映的中共建政70年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便大受好評;《人民日報》與騰訊合作推出手機遊戲《家國夢》,上線短短一周,已經登上內地Apple App store榜首;近期反修例風波中,不少內地、香港明星成為「護旗手」,每當他們轉發相同帖文,有助於整個互聯網快速傳遍同一資訊。

不單是借助真人影響力宣傳,內地更出現「人造偶像」,比如《人民日報》將中國擬人化,變成「阿中哥哥」,講述它如何在飽受欺凌下,由落後變得強大。政府亦透過愛國動漫片如《那年那兔那些事兒》,以「萌化」手法解說近代史,將中國比喻為「白免」、美國為「老鷹」等,同樣於內地熱播。黎明說,這方法對年輕一代甚為有效,皆因這是他們熟悉的流行文化,易於交流溝通,「成功利用通俗文化符號包裝愛國情懷」。

身份認同不能靠聽書

除了國內宣傳,這種飯圈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對抗心態強,「你好似追星咁愛國,自然會將別國視為威脅」。結果,這批年輕人自發成為不同形式的網絡大軍「四處出征」,「不斷說國家的好,或是罵抹黑國家的人」。

2012年香港初次推行國民教育,引起民間極大反感,最終撤回,自從反修例風波出現後,重推國教的討論再次出現。作為曾經的小粉紅,黎明認為就算成功推行,效果也不大,「國民教育要達至最大功效,需要配合整個社會傳播資訊方式,否則學生感覺到所學觀點,與網絡、新聞、父母意見不同而有認知落差,影響就不會像內地顯著」。

若然要提升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她認為現今很難靠「聽書」便做到,反而會激發社會反彈,「好簡單,香港回歸初期,國民身份認同是不斷上升,那時有沒有國民教育?〔見圖〕應該要問的是,發生什麼事才令認同感下降?」

「你說他們上街是因為國民身份認同低,是否代表認同感高,便不會批評國家、社會、政策嗎?」同樣道理,黎明指出愛國定義亦值得商榷,「沒有能力質疑、批判,這種人對建設國家有什麼用?」

她不禁問,若愛國的定義,只是根據國家所需而不停改變,「這個是否所謂的愛國?還是單單服從一切由上而下指令的代名詞?」

——節錄自十二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