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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日 推介文章

傅高義呼籲北京 治港不宜強硬

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已經由「示威之都」變為「暴亂之城」。當年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曾經向港人承諾,九七回歸後原有生活方式維持不變,可是還未到2047年,已經愈來愈難「馬照跑舞照跳」。正值多事之秋,著名中國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遠道來港,為鄧小平設計的「一國兩制」把脈,他接受本刊訪問時指出,這場風暴已經影響全世界,呼籲北京調整香港政策。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1984年,中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概念,承諾九七後香港「高度自治」,維持原有制度及生活方式。

當年,一個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挽回了無數香港人的心;今天,一場反修例觸發的群眾運動,卻激化出黃藍對峙局面。究竟「一國兩制」這場摸着石頭過河的實驗,是否仍值得保留?

被稱為中國通的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接受本刊訪問時承認,香港地位大不如前,但強調香港這制仍有值得內地學習的價值。

暴風雨的前夕

訪問當日中大校園仍很寧靜。傅高義遠道而來,準備出席新書發布會,可惜計劃趕不上變化,受訪當刻,相信這位大教授萬沒想到,發布會將被迫取消,短短二十四小時後,槍炮劃破這片大學淨土。

作為美國舉足輕重的「中國通」,傅高義在過去半年,一直關注香港局勢,「特首現在很麻煩啊!」單單身處的中大校園,同學們的悲憤及政治訴求,已在校舍的塗鴉隨處可見。

千里迢迢來到「風暴核心」,這位九旬老人精神飽滿,甫坐定已經主動說起中文,分析當前局勢,直指「執政者要調整對港政策,不能沿用國內那套強硬手段」。

經濟作用不如前

傅高義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在哈佛有「中國先生」的稱號,被視為是美國少有的精通中日兩國事務的學者。著有《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鄧小平時代》等名著。儘管他謙稱並非「香港專家」,實際卻是半世紀中港歷史的見證人。1963至1964年間,傅高義在香港住過一年,原因是六十年代,中國仍然非常封閉,學者要收集研究資料,很依靠香港這扇「窗口」。

當年,他通過香港,閱讀《南方日報》和《羊城晚報》等廣東報紙,並透過採訪來港廣東人,了解當地實況,寫下首部中國專著《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

七八十年代,傅高義來港更加頻繁,其中1982年,在中文大學待過半年,後來甚至深入廣東省實地考察,結果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

「當年深圳不過是一條小村(village),現在已搖身成為大城市,甚至有能力與香港競爭」。從經濟角度而言,八十年代香港GDP,佔中國足足兩成半,現在則跌至僅僅3%。

傅高義不諱言,香港作用今不如昔,與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重要性此消彼長。「當年,廣東很多做法都向香港學習,從香港輸入資金和技術,現在他們認為,自己已經交完學費了!」

遺產變負資產?

他感嘆:「那是三十年前無法預想的!」1992年鄧小平南巡,眼見香港人比內地人富有,生活水平遠勝國內,而前者比較認識世界,所以矢志學習香港,「八十年代,他們看到『一國兩制』許多好處,亦不怕香港的自由」。

時移勢易,「現在北京害怕香港的自由,所以『一國兩制』比以前困難!」傅高義解釋,因為中央擔心香港的狀況,會影響內地的輿論。今年夏天這場運動,政府不肯向示威者妥協,背後盤算大同小異,就是怕內地同胞仿效,脅迫中央爭取更大自由。

傅高義用十年時間,研究「鄧小平時代」並寫下巨著,足夠資格評價「一國兩制」。他強調,當年在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這個概念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統一香港」為首要考慮,即使現在重新審視,仍然認為「理念正確」;

然而,三十年後實踐起來為何事與願違?這位公認的「鄧小平專家」解釋,一方面是執行者犯下錯誤,另一方面則存在歷史問題。

港人過度受壓

他指出,當年中英雙方達成「一國兩制」共識後,認定香港將保持金融中心地位,九七後香港會更富有,但隨着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始料不及的是富起來那批人,竟然紛紛南下香港炒樓,埋下中港矛盾伏線。

在內地,輿論往往歸咎於,那是香港人「心理不平衡」;不過,傅高義則認為,問題癥結在於,香港資源過度受壓,「要是我是香港人,我都會覺得外來人太多了!」

只要懂得易地而處,傅高義即使並非本地人,順手掂來都是例子。現在內地極富裕一群,他們會到香港大手購買房產,導致本港樓價居高不下;

與此同時,內地生會來港升學就業,相反港資則北望神州,此消彼長下,說普通話比廣東話吃香,本地畢業生找份好工不容易;至於日常生活,內地人搶購大量必需品,奶粉供應更一度緊張。

傅高義稱,不難想像港人感受,生活被大陸壓得喘不過來。因為即使面臨資源搶奪,在沒有民主選舉下,許多港人感到自己未被代表,無法通過制度反映不滿。

有錢人情報失準

早年,中國處理香港事務,聽到的只是商家的聲音;今次風暴持續多月,傅高義認為,很大程度還是中央不了解普通港人。「北京與高官、商界有溝通,但是很不了解知識分子、學生及中產階級。」

他狠批,香港的高官及富商在這次事件中責無旁貸,前者只想盡量討好中央,後者則只考慮自身利益,而且想法非常「離地」,結果能夠直達天庭的聲音,永遠沒有普羅大眾的真正想法,導致亂局才會一發不可收拾!

兩地意識形態的差異,同樣令「一國兩制」難以運行。傅高義指出,中國很強調「統一」,管治手法圍繞這個目標。

統一是首要考慮

傅高義進一步解釋,由於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要管治這樣大的國家,原本已經不容易,加上九十年代蘇東波,北京領導層親眼見證,對方因為軟弱而崩潰,所以他們更深信要強硬。

這套思維影響處理「香港問題」的手法。「強硬在內地行之有效,然而香港向來崇尚自由,恐怕會適得其反。」傅高義的看法,就是強硬並非最有智慧的選項,反建議中央應多關心普通港人的聲音,向社會深層次矛盾對症下藥。

觀乎目前狀況,國務院8月提出「止暴制亂」,足足三個月亂局未平,暴力反而愈來愈激烈,甚至上演「群眾鬥群眾」等文革式場面。

中國大氣候會影響香港。近年國內政局左轉,有論者質疑「亞文革」湧現,意思是官方沒打出文革旗號,但用類似手段和做法,進行政治整肅。

過去數年,中國言論空間日趨收緊,網絡和新聞自由受限,連學者都噤若寒蟬。今年9月,香港緊張局勢未緩和,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公開講話,便以「鬥爭」為題,首次提及港澳台工作。

歷史任務未完成

然而,說習近平用文革方式治國,傅高義認為言過其實;擁有深厚京官人脈的傅高義很相信領導層並非鐵板一塊,「有人主張抓緊思想,同時都存在開明幹部」,處理「香港問題」的取態也有不同。

回顧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都並非單單鄧小平功勞,背後實際還有許多能幹官員;即使今時今日,儘管國內開始強調「制度自信」,吹捧所謂「中國模式」,傅高義觀察到,中國人出國留學依然前仆後繼,「150萬在外國學習,單單美國已經35萬,那批人就是想跟世界接軌」。

表面上,香港經濟貢獻大不如前,中國大可棄如敝屣;實際上,「兩制」仍是無形資產,甚至國策「一帶一路」仍然很需要香港發揮獨特角色。

傅高義說:「現在中國投資全世界,也得適應外國要求,無論北京喜歡與否,論法律制度和言論自由,繼續學習香港,中國才有前(錢)途。」

他補充,現在仍然有很多外國投資,選擇取道香港,而非北京和上海,正正因為香港與西方關係更緊密,大家法律觀念相近,而且說話更自由。

換句話,香港要有價值,中央要給予自由,問題在於中央會「讓步」嗎?

——節錄自十二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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