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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6日 推介文章

余若薇:政府帶頭衝擊法治

「法治已死」這個敏感話題,昔日被法律界視為禁忌;然而過去半年,向來低調的前法官及資深大狀等業界人士,卻罕有地發聲,表態對本港法治憂心忡忡,前大律師公會主席余若薇接受本刊訪問時,指出問題根源在於當權者不再尊重法律,而當許多人有法治已死的觀感,就應該警愓。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香港仍有險可守?

九七回歸那年,外媒紛紛來港追訪當年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余若薇,國際社會關注「一國兩制」,他們很好奇「兩制」可以怎樣並存。那時候,余若薇已經明確指出,所謂「兩制」並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她從不擔心香港轉為共產制度,因為中國要跟世界做生意,比香港更需要市場經濟;由始至終,她認為「一國兩制」的「兩制」,意思就是兩地法制。

兩地法制不同最終引發反修例運動。22年過去了,余若薇早已卸任主席身份,在政壇瀟灑走一回後,這位被稱為「大狀黨」的公民黨前黨魁,目前回到資深大律師崗位,近月在《紐約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法律還能拯救香港嗎?〉,引起極大迴響。

一方面,文章提及「法官本質上是保守的,所受的訓練讓他們對政府有充分的體諒」,惹來親建制陣營口誅筆伐,被斥為批評法官;另一方面,曾經兩度晉身立法會的余若薇,所創辦的政黨以捍衞司法獨立自許,惟她在文中卻明言僅僅靠少數律師和法官,「法治不可能繼續存在」,令一向相信「有險可守」的支持者大表震撼。

訪問當天,余若薇主動向記者解釋,形容「法官保守」並非批評,只是陳述客觀事實。她進一步闡釋,法官判案本來就需要謹慎,而且專業訓練強調要尊重另外兩權(行政權、立法權),所以無論是立法會通過法例,還是政府制定政策,經過諮詢及平衡不同利益所作的決定,法官是不會輕言推翻,因為法庭不會越俎代庖,行內稱為「審查的寬容度」(margin of appreciation)。

因此,在法庭自我約制下,司法覆核通常門檻很高,月前高等法院仍然裁定《緊急法》和《禁蒙面法》違憲,明確指出措施對基本權利構成限制「超乎合理所需」,余若薇形容,這反映出政府「錯得很明顯」;高院裁決後不足24小時,全國人大法工委高調批評高等法院,指判決「嚴重削弱特區管治權」,換來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罕見發聲明表示驚訝及憂慮。余若薇對恩師李國能的憂慮深有同感。

回歸以來,法律界發起的黑衣靜默抗議,次數相信連余若薇都數不清。去年初的《逃犯條例》修訂都不例外,業界早在政府提出初期,已經很警惕這堵法律「防火牆」隨時被撤走。昔日有人用「溫水煮蛙」形容香港處境,但經歷逾半年社會動盪,所積累的法律爭議已讓香港人變成「驚弓之鳥」──余若薇執業40年,Facebook近數月來應接不暇,每天都收到大量市民訊息,寄望用法律尋求公義。

法律能保護雞蛋?

「有律師問我,法治究竟有無受損?」過往談到「法治已死」,法律界往往感到冒犯;但時移世易,律政群英都不得不面對現實,余若薇慨嘆,該同業認同「法治有損」,理由是「當大部分人都感到『有損』,法治已經受損」。談法治不能脫離群眾,有否受損是觀感問題。她說:「法治有句名言Not only must Justice be done,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正義不僅要伸張,還須彰顯於人前)。」意思就是普羅大眾要感受到,法律及法庭能夠保障自己。

「法治」被視為香港基石,但背後概念其實很抽象。我們經常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賦予人們基本權利,而要建立法治社會,余若薇指出,除法例不可嚴苛外,最重要是政府尊重法律,執法要公平公正。遺憾地,自從衝突爆發後,執法部門愈來愈備受質疑──截至12月16日,警方拘捕人數高達六千,而檢控率僅為17%,更諷刺是被捕人士規模,竟然高於全港在囚人數。

余若薇批評「濫捕」製造不公義。她指出,許多普通市民被捕後,最終都因證據不足,沒被起訴已無罪釋放;然而拘捕會留紀錄,還柙期間更構成巨大不便,例如會被沒收護照,「有人想出國讀書的話,人生規劃已經被打亂」。法律怎樣保障這批無辜市民?無奈地,余若薇指出即使是法官,其實都愛莫能助,因為他們只負責判案,「法官都是很被動的」。

這段時間,余若薇亦收到很多市民訴求,希望她能夠作出控告。但作為資深大律師,她要向公眾解釋清楚,律師只能代表當事人,而要當事人挺身而出愈趨艱難。早前有18歲少女擬控告警方輪姦,其後警方在未獲她同意下,向法庭申請搜查令索取她的醫療報告及診所CCTV。「先不說官司是否勝算,事主承受的壓力非外人能明,隨時遭抹黑外,甚至安全都受威脅。」少女前車可鑑,恐怕會觸發寒蟬效應,「很多人再不敢站出來!」

刑事檢控通常由律政司提出,可惜目前公眾觀感是「警察使用暴力沒有後果」;普通市民若選擇通過民事起訴,進行刑事檢控,余若薇的答案是「非常困難」。以印尼女記者為例,她懷疑遭警員開槍導致右眼失明,儘管代表律師已經向警方投訴,要求披露開槍警員身份,但苦候六星期未有回音。

余若薇又提到,守法與法治是兩種概念,有人犯法不代表失去法治,只要依法辦案即可,反而真正損害法治是「選擇性執法和檢控」。「如果政府偏頗,無法管理武裝部隊(即警隊),其實已失去制衡。」她強調,如政府帶頭不尊重法治,公眾難奢望法治可繼續存在。

現時很多人仍視法院為「最後防線」,指望法官維護法治,但余若薇提醒法官不是「神」。首先,法官角色有其局限,若執法者本身出問題,法院已經無計可施;其次,她相信香港法官很專業,但政治壓力愈來愈大,同樣是客觀存在,而且法官都心知肚明,余若薇透露:「他們都清楚自己是被針對的目標。」

——節錄自1月號《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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