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網絡發放短片，安撫國民毋需因着武漢肺炎而過分恐慌。香港迅即有人拿來跟香港特首比較，以示兩者在管治以至公關手段上有着天地之別。倘若李顯龍看到這番比對，大概會皺眉，忖度竟有人會拿一個僅須向北京問責的城市首長，來跟一國領袖相提並論！

撰文：韓飛 時事評論員

新加坡一直被國際間批評為專制家長式管治的社會。這批評沒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反對黨永遠處於下風，至多只是在選舉上爭多一點議席，但要成為執政黨，建國55年來未曾有此機會。然而，縱使在有利的選舉制度下，新加坡政府又一直穩握管治大權，但執政黨仍須每5年面對選舉、接受人民藉投票來表達意見的考核。因此，新加坡官員落區與市民接觸是等閒之事，並不單是選舉前的政治姿態；相對於香港政府特首，在選舉前才落落區、抱抱小孩，其餘時間與一眾官員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大家根本就活在不同的政治世界。

香港人經歷了2019年大半年的政治折騰，來到了2020年，偏又遇上了武漢肺炎，再次經歷2003年面對沙士威脅的惶恐。對於疫症來襲。香港政府官僚本來不該措手不及。2003年沙士以後，香港也先後經歷過禽流感、豬流感等等疫情，最終結果總不像今天香港人要四處「撲」口罩、「撲」消毒藥水甚至是「撲」廁紙的窘況。倘若政府政治觸覺多一點，大抵可以趁着武漢肺炎來襲之時，積極抗疫，即使做過了頭，也不過是被批評反應過敏，卻至少可穩住人心，甚至有機會扳回一點支持，把公眾的視線凝聚於民生問題上。可是，特區政府在處理疫情上左支右絀，當市民憂慮口罩不足時，處理衞生的問責局長竟在個人社交網絡上說供應與價格平穩，充分顯示政府高層如何脫離現實。

政圈中有意見認為，政府表現不濟，源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愛事事過問，令政府高官決策綁手綁腳；可是，擁有政策制訂權力、薪高又糧準的問責官員如果只畏於特首一人而不敢做該做的事，其本領與能耐大概也有限。何況，看個別官員會見傳媒解釋防疫政策時，往往言過其實，根本就不能給市民多少信心。再回頭看自去年「反修例」風暴以來，政府反覆多次強調會謙虛聆聽，但最終香港人又見到有多少高官們願在此時此刻走入防疫前線或走入惶恐的人群中？

特區政府於二千年引入問責制之時，聲言可以讓高官為其決策負責，回應政治環境，跳出公務員的框架，更貼近現實。可是，問責制推行了20年，不單出任者能力每況愈下，既未能做好與社會溝通的工作，又未見可駕馭公務員團隊以至愈趨複雜的政治狀況。今天再遇上比一眾官員更離地，且生性傲慢又不擅政治、只懂做「太平技術官僚」的特首林鄭月娥，注定在政治風暴與疫症來襲時跌得人仰馬翻。

——原文請閱三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