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論」肆虐 「大外宣」毀一旦
202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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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曾經很歡迎中國遊客,現時有當地飯店卻張貼「拒絕中國人」,連在公眾場所講中文都會惹來側目。 (美聯社圖片)

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中國政府近年大灑銀彈開展唱好「中國故事」的大外宣,然而在國際舞台影響力日增的同時,西方國家的恐懼亦與日俱增。武漢肺炎就如一個催化劑,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內的新仇舊恨。疫情始終會消失,但偏見、歧視卻會深植人心!

李潤茵 本刊記者

不經不覺,許漢離鄉別井已經6年。他來自中國成都,目前定居奧斯陸(Oslo)。今年春節回鄉度歲,重返歐洲時,卻在已視為家的挪威,罕有遇上不禮貌對待。

從機場搭車回家,路程不遙遠,但對許漢來說,卻漫長難耐──「你從中國回來嗎?」有名挪威年輕人出言不遜,夾雜粗言穢語,不斷質問許漢。兩人相隔兩三排距雜,男子聲音響遍車箱,其後對方看見自己行李箱,有些中文字就驚惶失色道:Oh My God!隨即用毛衣衣領掩着口鼻。

許漢形容,自己的痛苦經歷只屬冰山一角。隨着武漢肺炎蔓延全球,中國人遭排擠現象與日俱增;單單是朋友圈內,他耳聞個案起碼再多三例:同樣是挪威,有留學生到藥房買口罩,卻被店員哄走、指罵「中國人滾」;在法國,有朋友到巴黎公幹,當地酒店卻單方面取消預約,「因為他們是中國人」;在德國,有中國學生被打,相信是初則口角,繼而動武……。

自己人歧視自己人

因為恐懼病毒,世界原為中國人打開的大門,現在不同國家都陸續關上──中東科威特禁止中國旅客入境,許多西方國家則停飛中國航班,「兄弟邦」北韓更是如臨大敵,1月中已果斷宣布「無限期禁止中國遊客」;亞洲鄰國紛紛「自保」,南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數十萬人網上聯署,呼籲禁止中國公民入境,政府亦作出相應措施。

民間則自發築起「圍牆」。在香港,有食肆標明「只招待香港人」,顧客落單時暫不招待普通話,被質疑為歧視;但原來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Stockholm)有中菜館,甚至直接貼出告示「不接待中國人」,不過許漢表示:「其實該餐廳的老闆都是中國人。」

這種恐懼甚至蔓延職場。悠長假期終於結束,許漢回到挪威辦公室,以往與當地同事久別重聚,他們習慣都是先來一個擁抱;但因為一場疫症,這次的重聚顯得格外冷漠。「有位很親近的同事,拒絕與我擁抱,後來其他同事告訴我,因為他害怕我。」許漢憶述。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最早起源於武漢,初期報道,源頭為當地野味市場;基於防疫理由,不同地區因而制定措施,特別針對武漢人,甚至湖北人,其後波及普遍中國人,甚至全球華人,連亞洲人都無辜受累──例如在斯里蘭卡,有新加坡遊客因黃皮膚,被當作中國人而禁止攀登Ella Rock。

西方對中國存在偏見,並非新現象。許漢憶述,初到挪威留學時,曾經有當地同學得悉自己來自中國後,態度旋即180度轉變,例如會問「你吃不吃狗肉」這類莫名其妙的問題;然而,今次新型冠狀病毒觸發的「排華潮」,卻夾雜更多複雜情緒、新仇舊恨。

「黃禍」vs「民族復興」

翻開西方報章,辱華字眼推陳出新。歷史罵名如「東亞病夫」,重現《華爾街日報》;與此同時,疫症助長的偏見湧現,例如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刊登「五星病毒旗」諷刺中國「製毒」,日本則有人稱中國人為「生物恐怖分子」。許漢無奈表示:「巴黎大街上,中國人被叫作virus(病毒)。」

法國《皮卡爾信使報》(Le Courrier Picard),此前報道中國疫情,用上「黃禍」(Le péril jaune)標題,引起軒然大波。

「黃禍論」歷史悠久,十三世紀在歐洲出現,當時蒙古人不斷擴張,俄國人遂稱中國為「來自東方的巨大危險」;後來,德國威廉二世(William II)以此論為藉口,宣稱中國等東方民族,對歐洲構成威脅,合理化西方帝國殖民主義。

十九世紀的「黃禍」隱含貶低中國為「野蠻人」(barbarian)。其時為清末民初,內憂外患、饑荒連年,中國根本無法「威脅」他人,依然遭西方視為「禍」;諷刺的是,來到二十一世紀,連國家主席習近平都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黃禍」這個喪權辱國的名稱,卻捲土重來,「在部分人眼中,中國人未完全文明(completely civilized)」,馬曉冉博士(Maria Adele Carrai)說。她是位漢學家,目前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副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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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曉冉指出,中國並非唯一遭病毒標籤的地方,伊波拉病毒也會聯想到非洲。 (受訪者提供)

接受本刊電話訪問時,她分析新黃禍涉及兩個層面:一、西方的確視「中國經濟崛起」為威脅而感到恐懼;二、部分人仍然認為,中國人不文明。而在武漢肺炎爆發後,外國社交平台確實嘲笑中國人什麼都吃,諷刺食野味民智未開。

「即使沒有新型冠狀病毒,對中國的恐懼原先已經存在。」馬曉冉認為,新黃禍是「中國威脅論」的延伸,近年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與不同國家的政治對峙和經濟糾紛,其實為各國帶來很大焦慮,「恐懼本來很抽象,病毒卻是很具體」。不同地區遂在「舊恨」與「新毒」交替下,產生了排華行為。

「大外宣」失敗

中國要檢討自我形象。參考民調,儘管中國對世界影響力,近年與日俱增,但好感度卻每況愈下﹝見表﹞,顯然與官方意願相背馳。

八十年代,鄧小平原本制定「韜光養晦」外交路線;自從美國發生911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角色起微妙變化;近十年,國策已經改為建立「國際政經新秩序」。

武肺爆發後,世界衞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被指立場親中。間接顯示出中國爭取「國際規則制定權」有一定成果。

目前,在聯合國15個專門組織中,4個機構的總幹事,便是由中國任命,包括國際電訊聯盟,而中國下一步,更在覬覦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樹立形象另一大項目,還有中國政府自2009年起,投入450億人民幣的「大外宣」(即「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計劃最大目標,就是重塑中國形象,務求做到習近平的方針──「說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國際組織「自由之家」就曾經歸納出,「大外宣」會利用四招:一、建立新媒體,即俗稱「假外媒」,例如隸屬官媒CGTN,並在遭中國境內封鎖的社交平台,如Facebook、Twitter及YouTube等,開設粉絲專頁;二、在外媒落廣告,例如定期在《華爾街日報》,付費刊登中國觀點文章;三、「餵料」給外媒,《金融時報》曾經統計,中國央視至少向1700 個小型外國新聞機構,免費提供節目影片;四、購買外媒,俗稱「借船出海」,例如墨西哥及芬蘭都有中資註冊新聞機構。

不過,恐怕中國政府只會「貼錢買難受」﹝見圖﹞。其一、西方媒體落井下石,報道武漢肺炎時有煽動「排華」情緒的嫌疑;其二、用「大外宣」改變形象非對症下藥,「西方感到受威脅,不會因為公關而消除」。馬曉冉表示,中國形象差根源在於政治體制:「西方奉行民主,中國則是專制國家。」

武漢肺炎更加深這種負面形象。「疫情正正反映出中國專制統治,無法吸取沙士(SARS)教訓,仍然隱瞞早期疫情資訊,最終導致病毒擴散全球」,馬曉冉續道,反為李文亮醫生則成為了「英雄」,「他因新型冠狀病毒而犧牲,卻遭中國政府滅聲」。

未來恐變孤島

世界在歧視中國時,中國新一代跟世界也自我隔離。「之前不是很流行Dolly Parton Challenge嗎?有位中國朋友問我,究竟那四格圖是什麼?」那是按不同社交平台,合併四張不同風格的相片,但許漢發現很難解釋:「因為中國沒有Facebook、Linkedin、Instagram和Tinder。」

這位「八十後」更擔心中國「零零後」跟世界脫軌。「小時候在中國,我們都是看迪士尼,跟同齡歐洲人聊天,其實有共同話題;反觀年輕一代,他們更多看國產,對世界沒甚了解,現在亦懶得『翻牆』。」而隨着中美全方位競賽,美方亦已採取措施,限制中國人才計劃,對後者接軌世界,將構成負面影響。

(為保障受訪者身份,許漢為化名。)

——原文請閱三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