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章潤析瘟疫 天災也是人禍
2020年3月5日

撰文:丁望 中國問題專家

面對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知識界的思考群甘冒風險,藉悼念「吹哨人」李文亮醫生(1986-2020.2.7)1,直言批評時弊,稱武漢肺炎肆虐、毒播全球,是天災也是人禍。

自2019年12月上旬,至今年2月13日零時,中國大陸的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接近6萬,死亡超過1300(遠超過2003年全球沙士死亡數);中國大陸之外的港、澳、台和外國,確診病例超過500。

世衞(WHO)2月12日日內瓦專家會議指出:武漢肺炎本可防止向全球擴散2

這些訊息,確證武漢肺炎是威脅全球的瘟疫,即世衞說的「頭號公敵」3

論極權主義 積民怨甚深

許章潤於2月4日上帖的〈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下稱「憤怒」),觸及導致瘟疫傳播的人禍,論析回歸毛式極權主義的現狀,引起民間網絡的熱傳,形成轟動效應。

此文論析現實政治9大項〔見表〕,重墨於極權主義權力體制的弊端。述評弊端的要點,可歸納為3個方面:

1、瘟疫肆虐與極權主義決策模式;

2、官僚體系之弊:內廷政治、一言堂與相權衰落;

3、大數據極權主義與社會監控。

本文分兩部分,一是介紹「憤怒」一文的內容;二是對照政治現實的「場景」,分析作者的觀點,並略有伸延解讀。

57歲的許章潤,安徽廬江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這幾年,他在天則網、愛思想網發表一系列文章評論時政,獲知識界共鳴,也因此受到官方和毛左的圍攻。去年3月,因言論「自由化」被免教職。

面對大瘟疫 民眾受折騰

「憤怒」上帖不久即被封殺,美國的獨立中文筆會網保留了全文4。「憤怒」分析武漢肺炎的肆虐,與極權主義的權力體制息息相關。首個體制弊端,是極權政體導致一言堂的家長制,心中「無生民無辜⋯⋯人命關天之理念」。

它說:「公權上下隱瞞疫情,一再延宕,只為了那個圍繞着核心的⋯⋯歌舞昇平」;「大疫當前⋯⋯捉襟見肘,累死前方將士,禍殃億萬民眾,卻還在那裏空喊政治口號」。

它認為,「低效與亂象並生」的局面,暴露了民眾受到的折騰,「70年裏連綿災難早已曉諭民眾極權之惡,此番大疫,更將此昭顯無遺」。

有內廷政治 致相權衰落

「憤怒」接着指出,弊端還在於「技術官僚體系終結」。

它說,過去30多年的技術官僚體系,「激發了貧寒子弟入第後的獻身衝動」,「最近幾年的不斷整肅,紅色江山老調重彈(按:例如紅色基因論),只用聽話的,⋯⋯結果技術官僚體系的德性和幹才⋯⋯消失殆盡⋯⋯出現了官場上普遍平庸而萎頓委瑣之態」,導致「組織性失序」和「制度性無能」。

「憤怒」論述的極權主義另一弊端,是「內廷政治登場」和「相權衰落」。

它提到,這幾年加劇黨權集中、黨政一體,「最後層層歸屬,上統於一人⋯⋯黨國體制下又無分權制衡體制來分責合力,遂聚親信合議。於是,內廷生焉」。

對於這種個人極度集權模式的影響,它提到「內廷政治」導致「相權衰落」,「領袖之小圈子成為『國中之國』」。

它舉毛時代(1949-1976)的實例作比較:「毛時代亦且容忍周相一畝三分地。……晚近40年裏,多數時候君相大致平衡,黨政一體而借行政落實黨旨。只是到了這幾年,方始出現……內廷政治。

大數據極權 一九八四式

在極權主義下,當權者嚴控民眾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識。

「憤怒」稱,這是「大數據極權主義」和「微信恐怖主義」的社會管治,是向毛的極權回歸。

所謂大數據極權主義或《一九八四》式大數據極權主義,是指運用雲端技術、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構建和發展社會管控網。

「憤怒」說:「豢養着海量網警,監控國民的一言一行,堪為這個體制直接對國民的毒瘤。⋯⋯甚至動用治安武力,導致人人自危。」

個人極權化 稱定於一尊

許章潤論述極權主義體制,不是政治偏見下對當權派的「抹黑」,而是對事實的中性陳述、評論。

北京、廣州知識界思考群,也有類似許章潤的議論,如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刊出崔小紅等的文章5;較早前,則有資中筠呼喚挺直脊樑:「知識分子需要……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堅決抵制頌聖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憲政」6。且以武漢肺炎的大肆擴散、傳毒於全球的事實,解讀許章潤的「憤怒」:極權主義體製造成應對瘟疫的偏失。

在理念層面,強調黨總的核心地位和絕對權威,下屬和民眾的絕對服從即馴服工具化,缺乏真正的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連黨內民主也沒有,「人民當家作主」只是不斷重複的空話。

在權力體制層面,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黨總除了掌黨政軍大權,還控制新成立或擴充的中共中央各系統委員會(國安委、網安委等)、領導小組。

與個人極度集權「配套」的,一是決策的「集中和統一」,二是對黨總的滙報請示制度(設置國務院、人大、政協的述職和滙報新制度)。在「反分散主義」口號和藉口「效率」之下,重大的政策、舉措,必須上報上述各系統的委員會、領導小組,轉呈黨總審批,拍板後下達「重要指示」(如同毛時代的「最高指示」),才能進入「程序」或頒布行政命令。

一錘定音式 等最高指示

個人極度集權的模式,繁重的外交出訪(如武漢肺炎發生後訪問小國緬甸)和宣揚「引領全球」的活動,往往造成決策、應急、行政的滯後。滯後的另一原因,是實際負責委員會、領導小組日常工作的親信群,兼職太多,議政審閱文件繁重。

從國務院總理(國總)到省領導人,都忙於滙報、請示,更要「耐心」等待「最高指示」。有了名為「重要指示」的黨總指令才能行事,此即所謂「集中統一」。

權力太集中、決策太繁重,「一錘定音」難免會有錯失。中共第一代改革家、參與推倒極左江青集團的葉劍英(1897-1986)說:

「把……領袖當作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每句話都是真理,都要永遠照辦的神」;「任何領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沒有缺點和錯誤,都不應當加以神化。」7

以這次瘟疫為例,首例於2019年12月8日發現,不久國務院衛健委獲滙報材料,猜想已由國務院上報。

2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透露,自2020年1月3日起,就疫情通報美國,多達30次8,但官方未正式向民眾通報,更無全面的「抗疫號召」。直到1月20日「最高指示」下達後,才有應急行動,接着是武漢市的「一二三封城」。這就錯過了抗疫的最好時機。

1月28日,第一黨營電視的新聞畫面,有黨總的談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抗疫。在「親自」的背後,上上下下都在等「最高指示」,連國總也「動彈不得」。副省級武漢市的市長,更無「率先」公開疫情之權。這是應急的「時滯」。較早前的天津化工爆炸、非洲豬瘟,都有應急的「時滯」。這正是「慣怒」說的「百官無所適從,⋯⋯想做事而不敢做事,惡者渾水摸魚」。

——原文請閱三月份《信報財經月刊》封面專題

註1丁望:〈悼李文亮醫生念吹哨人預警〉,《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20.2.13,頁A13。
註2〈世衞組織:原本有機會防止新冠病毒向世界擴散〉,《法廣網》(巴黎)2020.2.12,17:58。
註3 VOA2020.2.12,6:01。
註4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42746
註5 https://www.chinaelections.org/article/1988/253804.html
註6資中筠:〈為什麼我們需要再啟蒙?〉,《愛思想網》2015.5.26。
註7據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1979.9)文獻,《紅旗》雜誌1979年第10期,頁10、14。
註8《中國政府網》2020.2.3,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