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塵非往事 來日已葬花
2020年6月1日

對不少港人尤其是嚮往西方自由民主的年輕一輩,當前香港政事已不可理喻,「兩辦」的直接介入,更令人興起「兩制」已消於無形的嘆息!不過,對筆者這個「資深」時評者來說,一切都有蛛絲馬跡可尋,也許,行有餘力且對未來未死心的港人,應刨根問底,梳理出這種變化的脈絡和根源。以下三則舊文摘要,雖成於三十四、五年前,惟仍具現實及未來意義。

撰文:林行止  

雖然往事不堪回味,卻可藉之探索,看看香港的明天是否尚有理路可依?

〔1985年5月2日〕中國在營造這場「基本法熱潮」上是非常成功的,無論從參與制定《基本法》人選的多寡、何時開始制定、是否有港人代表參加、港人代表的資格及所佔比例以至諮詢形式等等,每個環節每一細節都撲朔迷離,引人入勝,引起傳播媒介的熱烈報道、評論和揣測⋯⋯。就在這種「熱烈討論」之中,《基本法》已於不知不覺間確立了崇高神聖地位,這即是說,不少港人在這股熱潮的影響下,都認為只要我們能制定一部有港人「代表」參與和港人意見充分反映(通過種種民間諮詢渠道)在其中的《基本法》,共產黨就會被阻於邊界之北,香港前途就無限光明。

事實上恐怕完全不是這回事。

我們的看法是,解釋《基本法》的權力落在誰手上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基本法》是否能使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擁有指揮駐港解放軍的權力?

根據中國的行政結構,立法機構(人民代表大會)是高於司法部門(法院)的,這與西方立法司法平行的關係不一樣。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職權有這樣的規定:「一、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四、解釋法律。」這確定了北京解釋《基本法》的權威性與合法性。部分法律界人士不以為這種安排對港人是公平的,因此,紛紛提出變通的辦法,其中以李柱銘先生的意見最具體:「凡涉及香港本地事務時,(人大)不會運用此權力,而將最終解釋權賦予香港法院。」⋯⋯。

不過,香港未來能否安定繁榮,與《基本法》是否完善關係不大。香港的前途,我們以為主要須看下列二項發展。第一、中國今後的開放程度和法治精神能否真正確立,若開放政策搖擺不定、人治陰魂不散,《基本法》即使厚如電話簿,又有何用?──解釋權完全在香港政府手上亦沒有用。第二、港人各安本分各守所業,努力工作,令香港保持過人的活力和彈性;同時要對各種可能不利於港人政府的現象和政策,提出坦率和有建設性的批評。討論《基本法》和搞民主選舉,雖是大勢所趨,但只宜以業餘時間進行,大家千萬不可或忘,搞好香港經濟才是香港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首要任務。〔〈比《基本法》更重要的工作〉,收《局部膨脹》〕

〔1985年12月27日〕這十一年多的過渡期,無論從主客觀形勢看,我們應在香港政制上,尋求對各方都有實惠且可行的辦法,單是對政治理想追求,是昧於事實和不理性的。我們達成上述結論,歸納起來,是基於下述三大理由──

一、民選政治會使香港從賴以生存、發展的純經濟化,變為對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可能不利的泛政治化。

二、從共產黨的歷史看,北京絕對不容許香港實行西式民主。

三、北京對香港的影響,與英國人撤走之期成反比例增長──愈近九七北京影響力愈大──到了九七年後,北京對香港有絕對的控制力,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這種情況底下,於過渡期建立的政制必須為北京所認同。

與虎同眠可 與虎謀皮不可

我們對北京何以如此重視目前的政制改革必須依照中國的意向進行,應該完全理解。香港人害怕共產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雖然有些新聞界同業或是幡然覺悟、或是語出幽默,認為共產黨可怕但中共不可怕;我們的看法剛剛相反,共黨雖可怕,如果鞭長莫及,可怕亦不必怕,但中共近在咫尺,加上大部分人對她過去數十年的所作所為,都有直接體會或間接認識,其可怕可怖是有目共睹不能磨滅的。近年其開放政策及處理香港問題尚算理性的表現,令港人仍敢觀望,「看多幾年」,可是西式民主正是一黨獨大的中共不可觸動的圖騰,向獨裁者尋求民主,何異於與虎謀皮?在歷史上、在現實和時機上,都沒有可能與中共抗衡的香港人,又怎麼妄想藉一張選票去捋中共的虎鬚(事實上,有這種勇氣的人亦不多)。中共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我們也該靈活運用,儘管出發點不同,在容許香港資本主義九七年後五十年不變的大前提下,謀求建立北京認可、港人接受的可行政制,正是謀求與虎同眠(餵飽牠、遷就牠、娛樂牠,才不會被牠一口吞掉)的無可奈何求存之道。〔〈與虎同眠可與虎謀皮不可〉,收《鬧酒政治》

——節錄自《信報財經月刊》6月號《無痛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