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淪大國戰場 金融恐「威尼斯化」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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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二次回歸」的港版《國安法》生效在即, 香港這座曾經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小城,要駛進新航道再出發。 (路透圖片)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紐倫港不再

2008年,《時代》雜誌創造了一個新詞「紐倫港」(Ny-Lon-Kong),將紐約、倫敦及香港並列,剖析三個城市如何因相通的經濟文化而互相聯繫,視為全球化的典範。12年過去,從分數來看,香港恐怕要被「取消資格」。

由英國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聯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於最新一期大跌34分後,排名三甲不入〔表一〕

新鮮出爐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全球競爭力報告》同樣差強人意。香港由第二位,跌至第五位;報告指出,排名受挫源於經濟表現下跌、政治動盪加劇、社會凝聚力減弱及受中國經濟影響。

原以為穩如磐石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今罕見告急,香港前景再現暗湧。英國全球政策與分析智庫「歐亞未來」負責人Adam Garrie,去年7月撰文重提「亞洲威尼斯」,借中世紀時期,威尼斯由盛轉衰,教訓港人無法適應轉變,極端示威將經濟拖入深淵。

自爆發反修例運動,香港內憂外患。黃藍撕裂社會外,還無辜捲入中美糾紛。踏入2020年,疫情疑慮未散,港版《國安法》立法再為國際金融中心蒙上陰影。香港曾被譽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會否難逃威尼斯命運,淪為博物館?

今天靠Gelato及彩色琉璃招徠觀光客、依賴旅遊業的威尼斯,與香港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900年前,威尼斯都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軌跡更與香港不謀而合。

威尼斯之死

位處地中海的威尼斯,與香港同樣是港口城市。當時,威尼斯名義上是東羅馬帝國的領土,實際上是獨立的自由城邦,有一個由1200到2000名貴族控制的政府,由「公民大會」(General Assembly)選出總督(doge)。大會雖則全民出席,實際都是豪門主宰,總督由三大家族包辦。號稱民主,實為世襲。

在中古世紀,威尼斯是世上最有錢的地方,起初都是由難民建成。歷史學者麥登(Thomas F. Madden)在著作《威尼斯共和國》(Venice: A New History)記載,西元402年,蠻族哥德人(Goths)南侵,百姓紛紛逃到潟湖自保,就是威尼斯。

與香港同樣先天不足,威尼斯土地稀少。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絕大部分是農業經濟,交易仰賴以物易物。既然沒有豐富資源,只能靠貿易起家。威尼斯的興起,就在歷史因緣際會下發生。

這個時期,百年戰爭正蹂躪歐洲,威尼斯都是處於大國中──徘徊在東羅馬帝國及鄂圖曼帝國夾縫之間。不過,有危亦有機,當時地中海有兩大城市,威尼斯外,還有君士坦丁堡,後者作為東羅馬帝國首都,重心在於政治,相反威尼斯專注經濟,更因靠近中東,而成為交通樞紐。

為保自身利益,威尼斯人很務實,透過協商談判,跟大國討價還價,即使作為東羅馬帝國附屬國,仍能在土耳其人勢力下,控制歐洲和東方的通商;內部則落實政改,帶動了制度創新,例如法律上,產生獨立的法官、法庭和上訴庭等;金融上,則催生現代銀行的雛形,進一步完善營商環境,結果到1082年,威尼斯連在首都也有僑民區,獲大量經商特許權。

直至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威尼斯逐漸步向衰落,1797年更被拿破崙所滅,中心地位一去不返!

儘管最終難逃覆亡的命運,威尼斯雄霸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長達200年。現代金融來自歐洲,孕育過許多金融中心〔圖一〕。回溯歷史,國際金融中心興起,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世界進入海運時代,帶動商貿經濟,一個環球交易所遂應運而生,威尼斯、安特衞普、熱那亞及阿姆斯特丹雖非大國,但都能在歷史關鍵時刻,吸納世界人才,其衰落往往亦與人才流失有關。

由此可見,無論古今中外,要符合「國際」這項條件,萬變不離其宗是「開放及多元」,法國金融史專家郭保勝(Oliver Coispeau)便形容,威尼斯影響力「超越邊界」。

事實上,香港也沒有「邊界」概念。中大政治與行政系講師李家翹向本刊說,英國人自1842年,已經將香港定義為「自由港」,意味「各方利益都可滙聚於此」。

制度「慢性自殺」

不過,東亞利益布局正逐漸改變。李家翹形容,港版《國安法》猶如「頸圈」,是中國套給美國的;反觀「主場」所在的香港,如同當年前途談判,都沒有角色可扮演。

他分析,在北京眼中,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相當敵意,所以港版《國安法》意在反擊。「香港的處境很視乎中美關係。交好就寬待,交惡就成『出氣袋』,因北京從來都是在意香港背後的美國,即所謂『西方勢力』。」

6月初,美國商會就港版《國安法》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六成美企感到憂慮,甚至近三成考慮立法後撤資〔圖二〕。「當香港步向中國體制,優勢將會慢慢消失,外資寧願考慮搬返大陸,畢竟生意成本較低」,在美國工作多年的港大經濟學教授鄧希煒預計,未來5至10年國際資金將逐漸流走。

國際金融中心是怎樣毀掉的?真相往往是「慢性自殺」。著有《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的麻省理工經濟學者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曾經剖析威尼斯興衰,一針見血指出,「死因」是推翻原有政經制度。

皆因他認為,威尼斯的經濟能夠擴張,很大程度歸功於連串的契約創新,例如發明了「有限責任合夥關係」(意大利文為colleganza),也就是合股公司的前身。模式是兩個合夥人,一個「在地」駐守威尼斯,一個「在海」跟船出航。前者出資、後者押運,損失按投資比例分擔,盈利則按合同條款分享。

這種模式為當時社會提供上流機會,無抵押的年輕人得以白手興家。翻查文獻,這類合同記載許多新名字,原本他們都並非屬於威尼斯的精英階層,新名字在960年、971年及982年佔比,分別就有69%、81%及65%。

不過每多一批年輕創業家,亦等同分薄建制的既得利益。後者不僅利潤受蠶食,連政治權力都被挑戰,所以他們開始不想接納新人。結果,威尼斯率先關起政治大門,走回世襲老路,同時設立警察,打壓異見者,以鞏固新秩序;

進而連經濟都封閉,先是廢除當初令威尼斯發跡的開放開明制度:「有限責任合夥關係」,後來索性把貿易國有化,由官船包辦,如個人參與貿易,則須繳重稅。阿西莫格魯指出,隨着少數精英壟斷政經,威尼斯的制度變得愈來愈「榨取」,最終踏上衰退末路。

當然,香港不盡相同。不過港版《國安法》最立竿見影,就是動搖長遠信心。「現在,國際學校很多學生都在辦理退學。」鄧希煒表示,許多外籍家長在港逾十年,很早已賺夠錢返老家,轉移資產輕而易舉;從美商會統計看來,外資最大憂慮就是關乎「兩制」〔圖三〕

「要搞清楚的是,這並非國安法的問題,而是外國如何看待『一國兩制』。」簡單來說是觀感,尤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高調認定,香港不再高度自治後,鄧希煒認為「立國安法」這行為本身,在美資眼中已經等同「一國兩制失效」。

他進一步透露,已經有投行將法律訴訟,移師回本國進行,「他們寧願付更高成本,也不願意繼續留港,處理法律事務了!」

參考威尼斯衰落軌跡,經濟擴張始自十世紀,人口最高峰達11萬,城市規模直逼巴黎,估計是倫敦的三倍;1500年開始轉勢,人口跌至十萬。在1650至1800年間,歐洲整體人口激增,唯威尼斯不進反退,可見氣數已盡。

「香港本來無一物,最大隱憂是人才荒。」資金可以撤出外,財策學會董事謝汝康提醒,本地精英都可以用腳投票。「香港GDP最大貢獻的四個行業中,金融服務及專業人士,僱用人口高達70萬﹝圖四﹞, 他們是最有條件移民,若然都選擇離去,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步向維穩經濟

港版《國安法》生效在即,港府再三派定心丸,安撫市民守法不需擔心,強調只針對一小撮「港獨」分子。「若然法例有鬆緊之分,能夠針對『一小撮人』,本身已非港人熟悉那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了!」李家翹表示憂慮。

而且從制度設計上,他指出即使中央設計得再周詳,制度本身已經產生「既得利益」,例如執行機構,為證明自身存在價值,有機會製造議題,以獲取更多資源,形成內地所謂「維穩經濟學」──「就是靠維穩費搵食,當年中國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到美國後,相傳就有幾百人失業!」

「由於機構本質是處理香港事務,即使能夠自我約束,也不難想像將來有機會出現『篤灰』(即告密),社會因而瀰漫白色恐怖,香港原有的自由氛圍將不復再。」截稿前,最新消息是,中央將在港設國安公署,並由特首指派專門法官。

隨着民族主義全球崛起,世界正經歷「去全球化」,「紐倫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影響力,隨着各國經濟交往、貿易往來減少,必然不如從前。

去年,《華爾街日報》首席經濟評論員葉偉平(Greg Ip)便撰文指出,相信香港將繼續是「中國的金融中心」,但隨着中美兩國漸行漸遠,中介人角色將會失色;

彭博專欄作家David Fickling則擔心,「今日香港」會是「昨日上海」。過去,上海都是「亞洲金融首都」,但1949年中共建政後,大量人才便流失至香港。(實習記者沙昊天對本文有貢獻)

——節錄自《信報財經月刊》7月號《別了!香港》